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民族国家"是诞生于欧洲的国家形态①,主要通过专制君主国转型和封建帝国解体而来。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民族"起到整合国民认同、赋予国家合法性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民族"只是建国的理由,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的深层原因是推翻封建制度。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历史进步,但建构过程也使世界付出沉重代价,两次世界大战均与其有关。同时,由于"民族意识"具有持久性,欧洲民族国家建成后,多数仍然面临"民族问题"困扰。当代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各国的民族构成由单一向多元发展,国家主权行使方式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改变。本文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是一个进程的三个方面。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是多层治理体系的核心与合法性的来源,不应得出其弱化的结论。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帝国到面向欧亚的民族国家

冷战后的俄罗斯丧失了帝国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国家定位。关于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内部看是如何处理帝国后遗症与走向正常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外部看是关于走向西方与面向欧亚之间的矛盾。在经历国内政治、经济的艰难转型以及对外的外交博弈,帝国之后的俄罗斯其国家定位必然是建设在面向欧亚基础上的正常的民族国家。     

后冷战时代的失败国家课题

失败国家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课题 ,它对内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对外则是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重大隐患。本文对失败国家的内涵、研究价值、指向性特征、形成原因、相关的国际干预机制等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美国政治中的“深层国家”

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关“‘深层国家’企图推翻现任总统﹑控制美国政府”的言论,从阴谋理论家关注的边缘话题变成主流的政治讨论。特朗普所抨击的“深层国家”指的是包括“国家安全国家”在内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以及效力其中的官僚。非选举产生的联邦政府机构官员掌握着执行法律的重要权力,受到法律保护,在一定范围内享有采取行动的重大自由裁量权,能够对政治领导层甚至总统的权力形成制约。这种行政部门内部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总统寻求急剧变革,有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同时也增加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并造成效率低下。“深层国家”更多的是一种阴谋论或被某些政客操纵成为打击反对力量的借口。由“通俄门”调查可见,在美国“深层国家”机制已构成现代权力制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冷战时代朝鲜国家战略论析

朝鲜国家战略的一举一动牵引着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时局的运动方向。朝鲜国家战略主要由国家生存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三个部分构成,其指导原则是"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统一上自决"。坚持"先军政治"和"强盛大国"的路线方针,确保国家生存、促进国家发展、实现国家统一是朝鲜国家战略的鲜明主题和现实任务。其中,国家生存对于朝鲜有着特别重要的含义。维护政治自主尤其是政权安全乃是朝鲜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的首要任务。     

从天主教共同体到失败的民族国家——西班牙国家构建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历史的维度,考察了西班牙国家构建的演进脉络,并分析了民族国家模式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及其局限性。本文认为,西班牙固有的历史文化多样性,以宗教为纽带达成的国家统一,以及政治上的早熟,阻碍了其国家形态的发展,并导致了民族国家构建尝试的失败。西班牙的案例表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其适用性不仅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及其适应性效率探析

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基本治理制度的整体浓缩与外在表征。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它植根于历史悠久的国家治理文明,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锤炼,具有"利益超越型执政党""追求民意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基于信任的有为政府"和"一元为主、多元合作的治理架...     

民族建设、国家转型与欧洲一体化

文章介绍了罗坎的"中心构成"理论和巴尔托里尼的"系统程序"理论,利用这些理论分析了欧洲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进程对民族国家领土空间中各种"中心"和"系统"的不同贡献,讨论了这些"中心"和"系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而指出:民族国家中的经济和法律等机制来自于国家建设历程,它们遵照功能性规律向欧盟层面转移;民族国家中的社会文化等机制来自于民族建设历史,它们根据民族性逻辑而滞留在民族国家层面;受到民族和国家两种力量双重推动的经济社会机制则在民族和国家"错位"的情况下被置于肢解的状态,转移的只是其中功能性的部分。欧洲一体化因此表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国家转型"进程。     

例外状态下的国家权力: 新冠疫情对东南亚国家治理的影响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治理,各国执政当局以不同的政策应对疫情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单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疫政策及其影响的国别差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死亡病例是决定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有多大动机利用紧急权力确保政治生存的核心要素,是决定抗疫政策严厉程度的必要条件.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应对疫情的具体方式及其作用,则取决于精英分裂程度与政治体制合法性脆弱程度.然而,这两个变量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抗疫政策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制约.其中,政治体制竞争性较强的东南亚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疫情,但其执政当局利用紧急权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可能性更大.     

走向多民族国家的韩国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在全世界都笼罩在国际移民的热潮中。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韩国社会正在从单一民族国家转变成多民族国家。在韩国，移民可以分成两个集团，即外籍工人和婚姻移民。如今韩国社会外国人口增加，产生了非法居留的外籍工人问题、国际婚姻女性的韩国社会适应问题和移民第二代的认同问题。韩国政府为此实施了多样的社会整合政策。社会整合的关键是韩国人对单一民族国家概念的转变。     

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中俄关系正面临全新调整,并将不断走向深化。明确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是保障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中国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在于: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中俄两国的安全合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坚持走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进一步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

在上世纪90年代两轮大规模私有化结束之后,过去十多年内俄罗斯"国家-资本"间关系呈现两个冲突的趋势: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2008年危机前达到高峰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二是持续不断的"第三波私有化"浪潮、尤其是在2009年以后俄罗斯政府的新私有化动议。分析这两个貌似冲突的趋势背后的动因,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何成为两个趋势冲突形态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意义。这两组政策选择的背后,是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内部对于实现俄经济结构转型的两种不同路径选择。在这样的精英冲突背景下,新私有化动议在2017年前如期完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国家利益与目标确立的特点和原因探析

针对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及基于对不同时期国际格局的认识,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利益和战略目标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和调整,但所体现出的总体特点却是连贯和明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1987年以来美国政府阐述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战略性文件。本文结合对这一系列《报告》的分析阐明了美国在不同时期界定国家利益、确定战略目标时所体现出的...     

国家构建中的＂双重悖论＂与国家失效——以民主刚果为例

国家失效代表了国家构建进程的中断或是逆转。本文梳理了国家构建理论的基本内涵并讨论了国家构建进程中存在的“双重悖论”问题。围绕国家构建的“双重悖论”,文章分别剖析了民主刚果独立后两个阶段的国家构建历程,进而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民主刚果走向国家失效的原因。分析表明,“国家权力的个人化”不仅无法持续性地推动国家构建进程,甚至有...     

洛克和卢梭国家观比评

洛克和卢梭是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著作中，二人都对国家的起源、形式、权力构成、发展和目标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理论。通过对比他们的国家观，可以认识到二人在政治理论上既有渊源关系，同时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德国国家技术创新系统运行机制

德国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德国企业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完善、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本文从宏观环境、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中介组织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等方面对德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整体情况进行探讨 ,勾画出了其基本的结构与运行机制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

本文首先提出了评判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层面 :“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 ,并在此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突出地表现为美国性 ,即美国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体 ,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客体 ;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 ,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 ,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本文无意批驳这种现象或强化类似认识 ,而旨在考察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根源 ,即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政治文化、国家使命与国家性格如何塑造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本文从这一个案出发进而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性问题。认为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另立门户 ,提出全新的体系与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