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无价值论之检讨

客观上讲不存在脱离伦理规范的法益,法益的权衡、放弃及内涵都取决于伦理规范的要求,脱离伦理规范,法益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刑法的目的是维护伦理规范,将伦理规范内化为民众的行为准则,培养民众自律的自由。离开伦理规范,法益理论无法通过罪刑法定原则的审视,而其片面割裂犯罪论体系,不承认主观违法性的观点更导致了一系列刑法理论的混乱。     

刑法的意义与国家刑权力的调整——对人权两《公约》的刑法评释

两权公约对我国刑法的影响是多个层面的 ,既包括对我国刑法规范的范式改造 ,也包括对刑法伦理精神的重新定位。而目前理论讨论过程中过分注重前者。我们认为 ,语词的相通只是相对的 ,由于语言的共融性 ,公约作为一个文化规范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范乃至古代的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是符合的。但这并不能昭示法规范便与文化规范相吻合。在规范形式一致的情况下 ,其精神是分立的。公约的精神在于对包括国家刑法在内的一些国家强行法的重新定位 ,即刑法的意义首先在于限制国家刑权力 ,其次才是保障人权或防卫社会。死刑存废的合理性问题最突出地表达了这一意向     

论刑法学中的规范违反说

刑法学中的规范违反说对于克服法益侵害说的缺陷,促进公众的刑法认同感,准确评价犯罪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规范的含义和内容、社会伦理规范对于社会的价值、规范违反说的哲学根基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人们的生活是由规范直接或者间接塑造的,对犯罪本质的解释也就必须从规范违反说入手,从而将犯罪界定为违反社会共同体内的伦理规范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害法益的行为。结合规范违反说来重新解释犯罪论体系,不仅可能,而且极具现实意义。     

刑法发展类型嬗变分析

遵循“理想类型”的分析思路，应当把刑法划分为压制型刑法，自治型刑法和回应型刑法。其中，压制型刑法强调刑法附属于政治，实现的是一种伦理上的实质理性；自治型刑法强调刑法的自主性，实现的是一种形式理性；回应型刑法强调刑法回应社会的需要，实现的是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实质理性。正是刑法理性的内在矛盾运动推动了刑法从压制型向自治型再向回应型的转变。     

矿产资源立法的私权化进路分析

整体看来，我国的矿产资源法体系是一个包括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规范的复合体，透射出的主要是公法色彩，无法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要求。为此，矿产资源立法中的私权化和矿权的市场化进路不失为求解之道。如果能走得更远，则制定系统的《矿权法》亦未尝不可。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不仅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不仅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而且要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而正是中国刑法人性基础的薄弱乃至于人性宽容精神的缺位,引发了中国刑法的道德化危机,并导致了中国刑法在立法制度安排、司法实务适用和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误区,因而需要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培育中国刑法的现代伦理品格。     

试论刑法信用

刑法信用是指刑法规范符合其回应特殊性社会需要的属性以及刑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严守规则所获得的社会主体对它的信赖。刑法信用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刑法本身的可信性,主要是指刑法规范设定上的价值合理性;二是刑法适用的可信性,主要包括定罪信用和刑罚信用。我国当前在刑法规范设定本身和刑法适用上均存在一些问题,这对刑法信用造成了一定的侵蚀。刑法信用的生成有赖于刑法规范设定、定罪信用和刑罚信用等层面的积极作为。     

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以德国、日本刑法的祛伦理化为视角

刑法的目的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界限,是刑法学最为基本的问题.自启蒙以来,德日刑法目的观的不断流变表明,刑法目的由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决定.在蔑视人权、专制统治时代,强调刑法目的是维护国家道义、社会伦理;在提倡保护人权、重视宪法、实行法治的时代,强调刑法目的是保护宪法性法益.当前,德日两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宪法性)法益,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应将单纯违背社会伦理而没有任何外部侵害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社会危害性概念之正当性考察

社会危害性与刑法规范之间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在立法阶段 ,社会危害性是“体” ,是根本① ,刑法规范是“用” ,是承载社会危害性的手段。而在司法阶段 ,二者的“体用”地位轮回互换 ,即刑法规范变成“体” ,变成根本 ;而社会危害性却成为“用” ,成为分析、解释和运用刑法规范的方法论。总之 ,在制定和适用阶段 ,刑法规范与社会危害性轮回占据“体”、“用”位子 ,彼此对立统一、缺一不可。然而 ,近年来 ,尤其是罪刑法定原则确立后 ,社会危害性概念却备受指责 ,有学者甚至主张将社会危害性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 ②,实际上也就是…     

行为无价值论之提倡

刑法中,行为违法性的本质是什么?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对违法性及责任的判断,且影响到对刑法的功能乃至整个刑法理论的定位。本文基于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对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这两种有关违法性、犯罪本质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倡与现代法治国家刑法理念相符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理论,并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该理论对我国刑法发展的特殊理论价值及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此处推介,诚望或能有助于并推动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基本价值和基础理论的思考和研究。     

浅析不明确刑法规范的合宪性推定

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具有相对性，不明确刑法规范不可避免地存在。不明确刑法规范与明确刑法规范共同体现刑法规范逻辑的自洽性、圆满性以及系统性。片面地认定“不明确即违宪”的方法论将使刑法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有必要对不明确刑法规范进行区分，以“合宪性推定”作为审查不明确刑法规范的方法，用“是否合宪”取代“是否违宪”是刑法规范走出危机的有利选择。     

论刑法目的的相对性

刑法目的究竟是保护法益还是维护规范的有效性,这一问题不能一般化地进行讨论,而应当置于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下考虑.刑法目的具有相对性,可能在法益保护和规范维护之间转换.对于处在剧烈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社会而言,权利关系不清、规范有待建构、国民规范意识薄弱的现实决定了应当将刑法目的定位于对规范的维护.稳定规范是刑法的现实目的.在权利关系明确,国民的规范意识逐步形成,社会整体高度稳定之后,刑法目的可能从规范维护转向对法益的保护.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就成为最终目的.     

刑法不能承受之重——从刑法修正案（八）入手

法律规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刑法作为底限性法律规范而存在，一次法调整失灵是刑法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危险驾驶罪，是在刑法迷信思想的支配下，基于安抚“民意”的目的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一次法的选择性执法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选择刑法作为社会秩序控制的首要工具，是刑法不能承受之重；即使是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刑法”的价值追求也只应使刑法有限地前出。     

论国际刑法的法律性

论国际刑法的法律性龚桂莲国际刑法是通过国家间公约及惯例、有关一般法律原则等规定和认可的，侵犯了全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危害国际社会公共秩序，构成国际犯罪，应受刑罚处罚并由此产生的国际刑事合作的法律规范、原则、制度的总称。但是，由于在国际刑法规范背后不存...     

刑法社会化：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新命题

刑法社会化是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一个新命题。在刑法与公众之间日益充满困惑、刑法与社会发展日渐脱嵌的今天,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及时作出调适,以消解公众困惑并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为此,刑法立法和司法应当克服对理性主义的过度偏爱,妥善解决作为正式规则的刑法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经验知识之间的纠葛,通过建构公众广泛参与的实践机制,以消弭刑法与公众、社会之间的裂痕。充分理解和尊重现实社会,为长期承受国家捆绑的社会及时松绑,还原并扩容社会的自主性,逐步推进刑法社会化进程,无疑是未来我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对于刑法信仰、对话型刑事话语系统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共识刑法观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整个法制体系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应与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包括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达成并保持着共识。在刑法实践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刑法立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规范的实体内容应凝结和体现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在刑法司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解释及定罪量刑应照应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事陪审制度问题；在刑罚执行环节，共识刑法观直接关联行刑听证制度，并对行刑人性化给予合理的节制。共识刑法观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实际基础，是“刑法学术观”与“刑法实践观”的完全统一，是对常识主义刑法观的响应与提升，从而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刑法伦理观探要

<正> 刑法的伦理观,实质上是刑法自身所包含的伦理道德思想。研究刑法伦理观,不能仅从刑事法律关系本身来进行,而应该将刑事法律关系作为一个有机体置于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研究。所谓伦理观,是指关于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道理和规则的总观念。伦,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理,是指道理和规则。伦理和道德往往作同义语使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代刑法的立法转型与再法典化

现代刑法是与古典刑法对应的刑法规范体系，因其扩张新罪名、引入新工具、出现新功能、带来新问题和付出大成本而备受争议。现代刑法发展中的从实害退化到危险、从明确到不明确、从区分到模糊、从谦抑到积极，分别带来对法益论、罪刑法定原则、法律体系、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现代刑法具有预防性属性，而预防性刑法具有强预防性刑法与弱预防性刑法之分。与强预防性刑法不同，弱预防性刑法追求刑法对社会的软性干预，警惕“变相双严”的象征性刑法，并强调借助立法实证区分危险与风险。弱预防性刑法应遵循比例原则，这既需要从观念上加大犯罪化立法阻力，也需要提倡“识别法益—确定该法益的侵害—查明对该法益造成损害的不当行为类型—确定没有替代性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措施—确定刑法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的犯罪化五步法。现代刑法的再法典化应当以弱预防性刑法为规范体系并沿着犯罪化阻力最大的方向前进。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人性作为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结合体,不仅具备了人类道德基础,同时也具备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做到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就要以人类道德作用基础,在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时,也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同时这也具备了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目前,在当前的社会中,缺乏人性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中国刑法最为薄弱的地方,导致中国刑法出现道德化危机,并引此而造成了中国刑法在理论研究中的立法制度安排等一系列误区,因此需要以利益为平衡原则,深化中国刑法的现代化伦理研究。     

当代刑事政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刑法司法解释为视角

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