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大疑难案件的解决机制研究简

在中国古代的诉讼审判活动中，司法机关经常会遇到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国家法律条文没有涉及的疑难案件。对于这类疑难案件，许多政权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并经过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例如，在司法程序方面，对全国各地发生的疑难案件．地方司法官员通过逐级奏谳的形式，由中央最高的司法机关进行讨论，作出权威性的法律解释：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选拔高素质的人才担任司法官员，利用法官的智慧来判明案件真相：如果确实因为证据不足、无法查明案情真相时，实行疑罪收赎的措施；对于那些重大疑难案件．尽可能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然后作出判决。中国古代上述这些解决疑难案件的司法经验．虽然距今年代久远，但仍有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的必要。     

疑罪的认定与处理

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证据不足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轻重、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等方面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践中要注意将疑罪案件与疑难案件区别开来,掌握好疑罪的认定标准与处理原则。     

63万元国家赔偿的背后

10年前，贵州省六盘水市发生了一桩石破天惊的“弑母案”，一家两代6人被拘留，3人被判刑。一个目击现场的老人在沉默多年之后，终于提供线索揭开真相……可是，10年来，当地司法机关为何在贵州省高院针对此案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对此案一审再审、一错再错？63万元国家赔偿的背后是一家人十年的痛苦和泪水!     

刑事疑难案件及其处理原则

刑事疑难案件,是人类社会自有刑事诉讼活动以来就出现的一种现象。然而,何谓刑事疑难案件,理解则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疑难案件是指案情不明,难以判决的案件;第二种观点认为疑难案件是指罪与非罪难以认定的案件;第三种观点认为疑难案件在诉讼中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罪与非罪界限划不清或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案件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划不清的案件。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均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刑事疑难案件的确切概念,应该是指因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上存在着疑难而导致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难以认定,以致久悬难决的刑事案件。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罪与非罪定罪有疑难的案件,     

疑难案件的成因

疑难案件,是指在案件侦查审理过程中,材料不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短时间不易攻克的案件。形成疑难案件的主观方面原因: 搜集证据不细致,保管不善搜集证据不细致或者对收集到的证据不妥善保管,这是形成疑难案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有的侦查人员对现场勘查不细,该提取的痕迹物证未能及时提取,对已提取的痕迹物证不及时检验、鉴定,不妥善保管,甚至造成丢失、变形、混杂、腐烂变质,失去应有的价值,再次取证又失去了条件,以致形成疑难案件。     

从古代案例看中国古代法官疑案处理的特征

疑难案件自司法活动产生之时就开始存在。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法官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环境之中,但却同样面对着疑难案件处理时的困境。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难题使法官们头痛不已。但也正是疑难案件成就了法官职业的崇高与辉煌。中国古代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受到各种法外因素影响,需要依靠法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实现正义。     

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

法律真实渗透着参与主体的主观因素,具有历史性。在中国古代,司法官员会因鬼神观念而影响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同时为了主流价值观的发扬,他们又会利用民众的鬼神观念,让民众接受他们构造出的＂事实＂,从而接受法官的判决。古代中国这种＂法律真实＂是社会规则作用下的结果,既有符合司法权运作普遍规律的成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多参量心理测试测谎技术及其应用

自从有审判活动以来 ,人们就一直不断地努力于寻求查明案件真相、揭穿谎言的方法 ,如中国古代的“五听”讼法等。现代司法实践尤其是侦查审讯实践 ,推动人们最终发明了判定真实供述与谎供的手段———测谎仪。测谎仪的出现为解决众多疑难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并取得显著效果。本文着重在测谎技术原理、适用范围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作用等方面 ,作一介绍和探讨。一、多参量心理测试 (测谎 )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测试方法(一 )基本概念“测谎”一词 ,是由“测谎仪”而来 ;“测谎仪”是一种记录多项生理反应的仪器 ,可以在犯罪调…     

法律信箱

什么是存疑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是指检察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法律规定,适用存疑不起诉必须具备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条件。存疑不起诉的程序的条件是指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发现案件证据不足时,不能径行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而必须退回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是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前的必经程序。证据不足是存疑不起诉的实体条件。当案件证据达不到提起公诉的标准时,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     

法联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招聘启事

法联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是由国家民政机关登记注册的全国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作为中国行为去学会的下属机构,法联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依托中国行为法学会的学者、专家、司法实务工作者等人力资源,为国家司法提供理论及实践支持,为案件当事人提供专业的专家论证意见,维护司法公信力。中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学会及中心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顾问、研究员均为来自立法、司法以及法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著名院校的法学家、教授;各级司法机关     

司法独立刍议

职权活动的随意性、浓重的地方主义意识与诉讼的拖延及生效判决的执行不力,加之司法官员腐败案件的频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成与尊严,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国家的信心。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相当力度的司法改革,革新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明清刑事诉讼“依法判决”之辨正

是否“依法判决”乃明清时期诉讼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民事诉讼而言,情理无疑是判决的主要依据,但法律仍不可忽视;从刑事判决来看,法律构成了判决的基础,然情理的作用也不容忽略。对普通刑事案件来说,“依法判决”已是学界共识;就疑难案件而言,司法官员也都非常重视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但是比附律例,参照成案,从律例中推导规则,乃至移情就法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除了慎刑、公正和维护皇权的原因以外,“依法判决”也是司法官员强化自身权力与利益的有效工具。     

民事证据的若干问题——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尚存在着一些不足 ,有待明确、补充和修正。应当把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同时对按照此原则不能得到公平结果的少数情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对于某些疑难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形式解决 ;应当采用较高程度的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对于已经刑事或者其他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 ,应当按照不同情形 ,认定其在后诉程序中对于事实证明的效力     

疑难案件与法官“造法”

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文化发展、语言变迁之间的矛盾;法律的抽象性、普遍性与案件事实的特殊性、具体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些都是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但疑难案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在疑难案件的解决中,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法律选择、弥补法律漏洞等方法,实际上起到了造法的作用。     

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判词作为古代司法官员听讼断狱所制作的司法文书,反映着中国历史上的礼法文化传统。当下中国的刑事判决书改革,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庭审制度和制判模式,而且需要从我国的本土断案决狱文化中汲取营养,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从而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判词进行分类,继而从古代判词的文学性特征、道德化倾向、天理、人情和法意的兼顾、文本结构和用词的感情色彩等角度探讨了古代判词与现代刑事判决书的差异,并揭示了其对当今刑事判决书改革的启示。古代判词的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古代社会的司法目的,对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判决书改革也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刑事赔偿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司法机关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分别作撤案、不起诉和判决无罪的处理。司法实践中，因证据不足撤案、不起诉或判无罪而引起的刑事赔偿案件不少。然而，在《国家赔偿法》中，对这类案件的刑事赔偿则没有明文规定，致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处理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刑事赔偿中，认识上产生严重分歧，工作中矛盾突出。人民法院认为应予以赔偿，直接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1998)培他字第 10号复函文件第三条的规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撤销案件，不能认定犯罪…     

中国古代诉讼证明问题探讨

证明是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古代侦、控、审职能不分的体制下,证明主要是审判机关的职责,但是案件的原告需要提供一定的证据,被告人更承担着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在诉讼证明标准方面,中国古代司法始终注重追求客观真相,其具体的制度表述,则从概括性逐步走向具体、明确,同时越来越强调依据口供定罪。对于疑罪的处理,中国古代虽有过疑罪从无的思想,但在法律规定上采取疑罪从轻、从赎的原则。古代诉讼证明制度深受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制约,反映了纠问制诉讼模式的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对古代证明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对今天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性质上是一个价值判决,是对各种价值目标进行权衡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一旦作出并生效,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就具有完全的判决效力。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撤销,但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进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中,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有关的规定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及时予以完善。     

清代司法官员知识构造的考察

韦伯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是非专业化的,因而司法审判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西方则与之相反。本文通过对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考察,认为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司法官员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法理”知识;同时,他们可以通过科举以外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来弥补“技术”知识的不足。由于清代案件类型和法律条文比较简单,加之幕友的协助和审转程序的设计,司法官员的知识结构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案件的审理工作。     

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迷思与破局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存在行为标准、结果标准以及混合标准等,运用这些标准对简单案件可以作出判断,对疑难案件却显得力不从心。裁量收缩论从被侵害法益的重要性、危险的可预见性、损害结果的可回避性以及行政保护的可期待性等方面对行政机关是否以及如何作为进行判断,能够兼顾行政裁量与保护义务、统筹事实因素与法律因素,是疑难案件中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理想工具。未来,应通过裁量收缩论的实体判断和程序展开,对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