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依何法?——三论武金林案件的教训

武金林案的判决书上,赫然写道:“依法判处武犯金林有期徒刑七年”。司法机关必须依法办案,是不消说的。问题是依的什么样的法?究竟是依法,还是不依法?当一九七六年一月判处这个案子的时候,惩治反革命条例是有法律效力的。应当依照这个法,来办反革命罪。     

从武金林案件中记取教训

武金林原系铁三局新运处民工,原籍山西省灵石县静升公社静升大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即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信的原文是:中央:     

有错必纠 纠了就好——四论武金林案件的教训

武金林冤案已经山西省晋中地区中级冬民法院和榆次县人民法院复查纠正了。他们做得好。在纠正这起冤案之后,他们严肃地总结教训,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很必要的,也是很可贵的。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点。人民法院在审判壬作中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要严格分清敌我界限和罪与非罪的界限。这在一般情况下,本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在特殊情况下,就更不容易。武金林同志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就刘少奇同志问题和改善     

关系到平反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一论武金林案件的教训

山西省武金林同志因为替刘少奇同志鸣不平,说了点公道话,结果惨遭迫害,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现在,这一大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了。这项工作做得好,完全必要,完全正确!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外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错误地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存在着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     

错判刘开元案件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一九七九年三月下旬,贵州省贵定县法院复查平反了一九七七年判决的一起“反革命”案件。被告人刘开元,一九七五年曾经该法院判决免于刑事处分;一九七七年重新逮捕,判刑五年;这次撤销原判,无罪释放。这个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四年来两进两出法院,还是造成错判,教训不少。     

公开审判两起案件的经验和教训

今年以来,各地人民法院都在积极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按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公开审判,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还比较生疏,需要经过不断实践,学会它,熟悉它。因此,要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问题在于要及时地认真地进行总结。通过实践和总结,逐步积累审判工作经验,增长办案人员的才干,把公开审判搞得越来越好。湖南省黔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选了两起案件,互相对比,总结公开审判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方法很好。两起案件的公开审判,取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这并不一定是说,这两个案件的承办人员,谁的水平高些,谁的水平差些。但它却可以说明下述两点:其一、对于刑事诉讼法,谁学习得认真、实行得认真,就可能取得成功;谁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不够,就容易失败。其二、搞公开审判,一定的物质设备,当然是重要的。同时,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执法者必须懂得法,熟悉法,尤其更为重要。不懂不熟是不行的。这里还要说一说,一次公开审判搞失败了,可以总结经验,以后再干。但是,搞刑讯逼供,是绝不容许的。我们所有的审判人员都要引以为戒。     

清代刑事司法实际透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评析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名案.通过细读,笔者发现其中隐含了大量清代法律精神、制度和运作方面的信息.本文从法制史的角度,运用近几年揭秘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史料等资料,透过对本案的观察和分析,对清代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司法运作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论轻伤案件的管辖

论轻伤案件的管辖贵程，振高，必春，长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５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规定：刑法第１３４条第１款中有原告和被告、因果关系清楚、不需要侦查的伤害案...     

也论重婚罪——从一个案件说起

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事实重婚日趋蔓延,而重婚者似乎总能轻易逃脱刑事制裁,究其原因,刑事法律制度不完善首当其冲。本文拟从个案出发,提出与重婚罪相关的刑事法律不完善之处,探寻目前司法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     

论案件新闻的传播方式

案件新闻应当体现公安新闻的核心功能。公安新闻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对公安机关依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和公众安全的事实报道，满足公众对社会安定的需要，并更进一步通过舆论力量，减弱社会不安定因素，营造社会安定的良好的舆论氛围。案件新闻通过对案件的发生以及公安机关及其警察对案件的处理活动的报道引导公众的守法意识和行为，打击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要达到这一目的，案件新闻的传播方式应该是以时效果实现的控制作为传播的中心，以对事实传播效果的管理来进行事实的传播。案件新闻事实的特定性决定了它所期望的传播效果是满足公众对社会安定的需要，并更进一步通过舆论力量，减弱社会不安定因素，营造社会安定的良好的舆论氛围的核心目的。当然，这种效果的获得是分层次的，表现为认知的、情感的、态度的和行为的四个层面。     

论自诉案件的自首

我国实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制度。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追诉权行使主体的不同，公诉案件是由国家公诉机关主动追究犯罪，而自诉案件对犯罪的追诉权在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于追诉主体及诉讼程序的重大差异，自诉案件的自首必然有别于公诉案件，而具有自己的特征。本文拟对自诉案件的自首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关注，并就教于各位同仁。一、自诉案件是否存在自首有人认为，在自诉案件中，原告人、被告人明确，犯罪事实清楚，情节轻微，并且对犯罪的追诉权在受害人，国家对自诉案…     

论死刑案件的量刑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制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把握好死刑案件的量刑,对于实现罪责刑均衡进而实现刑事法治至关重要。死刑案件的量刑应秉持责任主义观念,以责任刑制约预防刑,综合考虑量刑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追求个案量刑的综合平衡,并辅之以隔离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善当前死刑案件的审理现状和量刑情况,严格控制和审慎适用死刑,以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     

惊人的血案 惨痛的教训——记一起人民内部纠纷转化成凶杀案件的经过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和龙县城召开一次公开宣判大会。大会开始,两名法警将凶杀犯丁德福押上被告席。审判长宣读了对罪犯丁德福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之后,丁德福说:“对判处死刑,我没有意见。希望县司法部门和公社党委在今后的工作中,对民事纠纷要好好负点责任,这样的事,下边挺多。”罪犯丁德     

围绕总目标 查找薄弱点 案件记教训 工作抓落实——张春贤在莎车考察调研

9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用3天时间,专程前往喀什地区莎车县,深入乡镇、村、社区,与各族群众交流、和基层干部座谈、实地察看,就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按照围绕总目标、查找薄弱点、案件记教训、工作抓落实的要求展开调研。     

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负担原则

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民事案件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谁承担?当事人不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时应当如何承担举证责任?一、交通事故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交通事故是一个外延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涵盖海、陆、空等各种交通工具所引发的事故。本文中所讲的交通事故是狭义上的交通事故,主要是指道路交通事故,即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的与交通有关的人员,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道路交通法     

论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其教训

在对第二国际的破产作出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的同时,应着重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第二国际是历史的产物,内部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使其具无力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因而在机会主义泛滥的条件下走向死亡。第二国际破产留下的教训,对于当代无产阶级政党仍然是可资借鉴的。     

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兼论判决结果的相对合理性

一、引言从法治社会的要求来看,司法审判应遵循严格的法律推理过程,即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根据确认的案件事实,直接援引相关的法律条文,并按照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得出判决结论。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错综复杂,而每个执法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证据的采信、对法律的理解又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事物的合理性评价标准也存在多元化的特征,因而,案件的审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特征。具体到刑事审判而言,案件事实认定在许多情况下也只能达到相对真实,继而对被告人的量刑结果,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罪刑相适应。下面,我们通过一…     

论影响案件执行的内因

影响案件执行的因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但其内因是“执行难”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立法不完善,不严肃执法,不能抵制行政干预,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是造成法院“执行难”的内因。     

论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定义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该法第10条规定了四种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即行为人通过不正当手段,非法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侵犯权利人合法民事权益的行为。权利人对以上行为均可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由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所存在的隐蔽性,具体诉讼中就存在一些权利人难以举证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举证责任分配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论案件管理中心的建设

在检察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枢纽,切实发挥对决策的参谋辅助作用。检察机关的管理工作主要涉及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和检察事务。在检察长的领导下,检察业务管理机构及其模式选择问题,是当前深化办案质量管理和业务管理改革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