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认为,学习和创新是东亚奇迹的基础,而快速学习和技术创新则源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创新体系建设。这种创新体系主要是由企业能力建设、创新网络的制度建设和强有力的政府作用等要素构成的。与东亚创新体系的成功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从未受到过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陷入了瘫痪。东亚和拉美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四点启示:积极获取外国技术但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产业发展战略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振兴民族经济的责任感和政策实施的方式很重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并加强国家干预。     

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固本强体”及战略合作

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固本强体”及战略合作隋映辉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已证实了处在加快经济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中国已很难置之度外。作为合资合作和进出口的重点地区之一，东南亚及东亚货币贬值将直接削弱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

东亚生产网络体系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包括企业内和企业间的贸易,也包括一系列的协调关系,是东亚经济体之间新型的国际分工形式。这种分工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参与全球经济的东亚模式,并对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经济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否依然存在?在未来动荡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该体系能否继续通过区域内的合作协调而保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潜力?文章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结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贸易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对东亚生产网络体系近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考察。     

从亚欧会议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

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冲突的欧洲模式是以“制度化”和“多边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通过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参与不同层次上的制度建设,输出欧洲规则、规范和观念,间接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欧洲模式”不仅改变了以双边外交和势力均衡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而且使得“权力”具有了更多的内涵。本文将主要聚焦于欧盟参与亚欧会议制度建设的情况,分析欧盟如何间接地通过制度建设对东亚各成员国发挥影响。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对“经济失败”的成功分析——评《东亚发展模式失败了吗》

东亚发展的模式已经处在危机或完全失败之中，亚洲经济正面临危机局面。曾经一时做为经济发展成功模式、被发展中国家看作经济发展的“处方笺”的东亚模式，现在却被视为引起经济衰落的“毒药”。不久前还有部分舆论界称颂朴政熙式发展模式，形成过‘朴政熙症状群’。如今...     

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发展态势评论

1997年,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东亚国家。韩国作为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国民经济一度步入了几乎崩溃的边缘。金大中政府受命于危难,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根本改革。目前,这种务实的改革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韩国不仅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当然,韩国要想在危机后重现“汉江奇迹”的辉煌,还必须努力克服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性因素。唯有这样,韩国经济才会攀升新的高度,从而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东亚金融危机后的韩国经济     

东亚经济体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危机

本文认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留下的遗产之一是对外汇储备作用的新认识,即外汇储备可以作为应对未来金融危机的重要工具。或许正是基于这个新认识,东亚许多经济体在那次金融危机之后都出现了外汇储备持续性大量增加的趋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共同的变动趋势难以简单地用经常账户平衡或汇率体制特点来解释。东亚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用本地区集体合作机制相对滞后来解释。然而,联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广泛影响,应当更清楚地认识到外汇储备作用的有限性和连带不利性。从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看,东亚重要经济体可在外汇储备问题上寻求新思路。     

国际金融动荡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目前,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美国经济衰退初露端倪.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此次美国经济衰退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异同点,然后对本次经济衰退的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分析,最后进一步探讨了本次经济衰退对东亚经济和中 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东亚一体化理论适用问题探讨

区域经济一体化传统模式是以“同质”成员体为基础,通过区内核心力量协调成员利益来实现区域机制共建,但它无法适用“异质”成员的东亚一体化。然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逐渐放松传统模式的约束条件,推动着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创新。由此,东亚一体化可以突破传统模式而前行,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如何设计区域制度、降低制度变迁供给主体的政治成本以及发挥区域的吸引力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等理论性问题。     

东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传播过程中的双向互动性

东亚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化,既具有相对的同质性或整体性,又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它们之间的文化传播又具有双向互动的突出特点。中国文化对日、朝(韩)以及越等东南亚一些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而各具特色的日、朝(韩)以及越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也不可轻视。当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树立全球意识和开放观念,继承发展东亚传统的优秀文化,学习、吸收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大力增强东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将为21世纪东亚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权问题

最近几年,东亚一体化的问题被提到了东亚各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东亚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加强本区域的经济合作,以促进本区域的繁荣和发展.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不能不面对领导权或叫主导权的问题,这个领导权或叫主导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别人任命的,而是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浪潮中被各国推举出来的,她不仅要有推动本区域各国合作的主动性,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奉献精神,愿意为本区域合作发展做出一定的牺牲.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多元化,决定了该地区一体化进程中领导权问题的特殊性.     

东亚文化与出版交流的实践与思考——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意义解读

东亚出版人会议紧扣着东亚文化与出版两大主题,从人的交流、书的交流到企划出版的交流这3个层面,既务虚也务实。一方面通过相互间的文化与理念的交流,期望了解彼此邻近却隔膜的现代化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共同出版"东亚人文书100",进行跨越国界的文化事业的交流。不过,中、日、韩3国所推荐的书目依然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诉求,因此,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来重构东亚的价值和理念,还需要出版人的进一步努力。     

韦伯中国命题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东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关切性,它体现在韦伯中国命题的相关内容中.自从韦伯命题诞生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东亚现代化的学者对韦伯命题的解释和回应,但这些观点却并不足以完全否证韦伯命题.韦伯命题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依然是我们理解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重要路径.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全球地域化"语境下东亚共同体如何"文学"?

在"全球化"、"地域化"大潮共同冲击下,东亚地域客观上必须思考共同的文化防卫及文化建设策略.东亚共同体不只是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在文学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平等对话,建立共同的话语空间以实行网络作业的迫切命题.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重新书写本地域文学史,建构地域的敞开的文学理论体系,丰富东亚文学形式与内涵,确立在世界文学中的主体地位.     

东亚共同体:构想与进程

“东亚共同体”作为一种东亚地区整合的构想,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马哈蒂尔倡议”。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 3合作机制启动,东亚地区合作蓬勃兴起。《东亚展望小组报告》和《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系统规划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蓝图,日本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马来西亚则是“东亚共同体”构想和进程的持续推动者。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美元因素

国际美元本位制使美国获得了主导东亚地区货币政策的软权力,国际美元本位制的"特里芬困境"对于东亚共同货币的构建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外部效应.东亚美元化削减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所得收益,而强势美元政策使东亚国家面对美元霸权时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亚货币合作最终目标的实现.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一种理想化的共同货币区模式仍然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如何利用和应对美元的影响则是东亚国家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东亚合作与中韩关系

探究东亚合作首先要区分东亚、东亚合作以及东亚与东亚合作所确指的行为体三个基本概念。东亚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合作进程,在安全合作领域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前景大致包括两种,一是既有框架下的东亚合作,二是继续泛化为亚洲合作。在东亚合作的视域下,中韩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有助于东亚经济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进程的推进。     

东亚内韩国人生礼仪的普遍性和固有性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韩国人生礼仪的东亚普遍性和固有性。分析的基础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因而儒教式冠婚丧祭就是人生礼仪的普遍性。因为普遍性和固有性是相对的，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东亚的普遍性也可以是固有性，也可能变做相反的逻辑。韩国人生礼仪的东亚普遍性和东亚其他民族、国家一样，都在于接受冠丧祭的传统。在韩国人生礼仪的固有性方面，首先是东亚儒教式冠婚丧祭的态保存最为完整。其次是根据韩国固有的文化对儒教式人生礼仪进行改造。婚形最后是固有信仰和儒教式冠婚丧祭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