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保证程序正义

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官员问责与道歉

“11.21”鹤岗矿难发生次日，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公开道歉——这是媒体众口一词的报道。我查了一下新闻，并没有发现栗省长道歉的原话。报道中他只是说：“对于这次矿难，我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总结矿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领导忽视轻视，工作落实不到位是主要原因……”     

官员问责机制最大漏洞

现有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没有理清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结果常常是实际决策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具体实施者,甚至临时接手者成为问责对象     

应是公民向官员问责

在吏治模式中,官员是政权的招牌和个人化的面孔。官吏的强干、清廉或无能、贪腐,代表着政府的得与失。在这种机制下,吏治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它自己的腐败,一旦腐败的病毒在官僚机制中蔓延,就很难在体制内部得到诊治。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的实践刚刚起步,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更深层面

当问责制只是官员对官员进行纠察的一种活动,而缺少专家对事故进行评测的环节的时候,问责制就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东西了     

我国官员问责亟待制度化

2008年进入9月以来,我国相续发生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重大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发生了造成271人遇难的特别重大尾矿溃坝事故。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临汾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9月11日,石家庄三鹿毒奶     

问责官员的另类视角

如果问责制仅仅停留在一问,只问责任人,把人问下去了之,不问原因也不问解决方案,那么张三问下去了,李四上来照样不行还得问下去。所以完整的问责制,我认为应该包含三问:问责任人、问原因、问解决方案     

考问“问责官员”复出

近段时间,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新闻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快速复出、悄然复出、曲线复出不断翻新,方兴未艾的问责制正经受信用危机。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复出?该如何复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试论邓小平的官员问责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有关“官员问责”的内容,可以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邓小平强调的对执政党和领导干部要进行监督的思想,为“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性解释;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工作责任观和工作责任制的深刻认识,涉及了“官员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邓小平从中国政治实情出发,提出了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的具体措施及初步设想     

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

问责方兴未艾,而问题官员屡屡闪电复出,让公众非常不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责与复出相平衡问题,需要对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配以相关的制度变革,才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部分被问责官员复出状况

正于幼军问责后低调复出,终回校任教:2007年,山西省被曝光多起黑砖窑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做了检查。当年8月,山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于幼军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中央另有任用。2007年9月,于幼军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身份亮相。然而卸任山西省长并不是于幼军的人生最低点,在他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一年后,中央政治局在2008年9月对于幼军做出留党察看     

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制度

近段时间，一批官员因严重失职酿成重大责任事故而被问责。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辞职，到三鹿奶粉事件导致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一批官员相继被免职；从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第二天市长被建议免职，到阳宗海污染事件中玉溪副市长被令引咎辞职，让我们看到失职问责已经成为监督百官的利器。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大连：问责“中间状态”官员

一个在工作上没有明显失误的领导是不是好领导?我们很难回答。一个在工作上没有明显失误,但又确实没有创造过任何政绩的领导是不是好领导?我们的回答是：不是。一个在工作上虽有过失误,但一方面又确实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过不少政绩的领导是不是好领导?我们的回答是：是。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在工作过程中便处于这样一个中间状态：你虽然指不出他存在什么问题,但你也找不出他有什么政绩。“太平官”思想诱惑着他们,使之成为“中间状态”官员,他们占到了我们整个领导干部队伍的一半以上。他们不想创新,不敢创新,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创新；他们怕创新会带来风险,会乌纱难保,所以“不求有所为,但求不出错”。这样一来,作为生产力推动者的这一部分领导干部,就没能起到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于国家、于人民的利益都极其有害。 2004年10月1日,《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矛头直指“中间状态”官员。《办法》也许不是很成熟,但其传递的信号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太平官”的思想根基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跛腿”的官员问责制度

<正> 显然,"对上负责"、组织安排的问责制度设计是"跛腿"的,能否真正起到问责的效果值得怀疑。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是中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最高级官员。对此问责事件,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蒋承菘认为,"这充分说明中央对环境保护工作和建设法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提前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建议,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他认为,现行的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会极大削弱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