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帐外经营”中的犯罪初探

金融犯罪是现代社会的一大毒瘤。在我国，近几年来金融犯罪呈上升趋势，制止、打击此类犯罪，维护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秩序迫在眉捷。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金融犯罪中的“帐外经营”从概念，特征、表现形式、危害后果以及如何认定此罪，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对现行法律、法规尚未规定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提出了立法建议     

惩治新型金融犯罪的有力案例指导“轻骑兵”

依法惩治金融犯罪是检察机关能动发挥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依附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不断涌现的金融产品，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日趋复杂和翻新变化，传统金融犯罪出现了新领域、网络化、产业化等特点，导致对于新型金融犯罪的认定存在许多盲区和难点。为了明确新型金融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加强案例指导和发挥指导性案例的“轻骑兵”作用，2023年5月最高检第3次发布金融犯罪指导性案例，从实体法层面和证据指控方面，界定在惩治涉私募基金类非法集资犯罪、通过网络共同伪造货币、在自行侦查工作阶段发现非法经营等案件的适用标准，厘清和指导办案中的难点，全链条追诉涉金融犯罪的黑灰产业，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大局提供及时、有力的检察保障。     

“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防控与治理”犯罪学沙龙综述

互联网金融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却是一个引领时代的新概念。随着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三方支付、网络信贷、众筹融资、云金融等金融创新业务蓬勃发展，互联网金融热潮席卷全国。应当看到，互联网金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推进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滋生和蔓延，而且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犯罪较之传统犯罪行为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

本文将金融风险和被害人因素结合起来，借鉴被害人理论，社会学的风险社会理论，经济学的金融风险理论，结合收集到的关于金融犯罪被害的实事材料，通过分析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三种模式对导致金融犯罪被害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金融犯罪被害风险问题。具体分析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的关系，金融风险是在何种机制下转化成金融犯罪被害事实，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发展演化的，找出由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关键。在特定被害情境下，金融风险通过风险载体与加害人发生联系，并被加害人加以利用，进而使金融风险发展成金融犯罪的被害要因，由潜在的被害可能性向现实的被害结果转化。探索隐含于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认识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也可为防范金融犯罪被害提供决策依据和指导建议。因此，探索金融领域的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作用机制，消除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进而减少金融犯罪被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吉尔吉斯斯坦银行业金融犯罪形势浅探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在国际洗钱和反恐融资斗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金融反恐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的银行业面临的局面十分严峻。在吉尔吉斯斯坦银行系统中,洗钱犯罪猖獗、信用诈骗肆虐、国际间票据诈骗盛行,银行业内的金融犯罪还与公务员的职权犯罪、银行内部职员犯罪等相交织。需要从银行业稳健的角度出发,贯彻现有法规,完善立法,推进银行业责权利改革,严打利用职权进行的银行业金融犯罪。     

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诈骗犯罪探讨

“银行承兑汇票”是国家法定的金融票据之一,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弱点。本文在阐述“银行承兑汇票”特点,分析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诈骗犯罪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杜绝此类犯罪的四项基本手段。     

“店大欺客”，谁惯出了银行的“霸气”？

本可兑付22万元，银行却以失效为南给8000元打发；存款26年利息不够交管理费，反欠银行钱……类似事件最近在多地银行频繁上演。人们不禁要问，当前的金融改革之下，一些银行能否改一改“霸气思维”？     

票据犯罪的正确认定和处理

一、具体票据犯罪的认定（一）关于伪造、变造票据犯罪问题刑法没有将伪造、变造票据行为独立规定为伪造、变造票据罪，而是在第１７７条中将其纳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中。刑法中的金融票证，除了票据，还包括银行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信用卡、信用证等与...     

从“万金油”到“专业化”——探访全国首家专业公诉组

4年多前．“中国股市第一案”艰苦卓绝的公诉过程给人们以重大启示：传统的“万金油”式的检察官．已无法担当学科专业性极强的金融犯罪的公诉任务。与此同时，数量不断上升、花样不断翻新的金融犯罪案件也在挑战着传统的办案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首个金融犯罪公诉组诞生了。     

金融犯罪的危害、特点与金融机构内控

金融犯罪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金融犯罪构成对金融秩序的危害，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控，以作为“外防”的基础，使之有效地控制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秩序。     

股市“黑客“案中看金融网络犯罪的防范

在网络时代里，有了“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的兴起，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了“网络犯罪的产生。金融网络犯罪，是整个网络犯罪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从面着眼，从点着手，对探索网络犯罪的规律性和防范问题，作一个实效的尝试。     

起底金融“黑中介”乱象

<正>“我们在银行内部有关系！”“放心，可走内部流程办贷款！”不法贷款中介以银行名义向消费者进行电话营销或发送短信，利用一些人希望“低息”、急需资金的心态，诱导消费者通过其办理贷款……这仅仅是金融“黑中介”的冰山一角。记者在上海召开的“加强银行保险领域行政司法协作完善金融市场法治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有中介在金融领域违法违规活动中推波助澜，部分已形成“专业化”“公司化”运作模式，并与其他犯罪相互交织。金融“黑中介”乱象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     

金融创新语境下的刑法应对

回顾我国金融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立法者采取了一种迅速扩大金融犯罪圈并加重对金融犯罪处罚力度的重刑化立法政策。针对目前刑法规定的情况，有学者指出，我国金融犯罪在发展中存在明显的攀比现象，立法者不仅不断地扩大了金融犯罪的范围，     

伪造银行承兑进行金融票据诈骗犯罪的现状和对策分析

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一种商业汇票,是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出票,向开户银行申请并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保证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随着金融票据市场倍增的发展,金融技术发展、票据法律规范的滞后性日益突出,导致该类犯罪近年来呈现出侦查诉讼进退两难的境地。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维护金融秩序安全,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论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

随着金融犯罪的猖獗，严惩金融犯罪的呼声高涨，体现在刑事立法上便是对金融犯罪大量配置重刑。但重刑配置没能达到我们预期的预防效果，反而使得刑法对金融犯罪的调控显得更加力不从心，故我们不得不转而对现行刑罚体系进行反思和改进，增设与充实资格刑。     

清代“诈欺官私取财”律例中“金融犯罪”类规范的传承与创新

清代律例在诸多内容上表现出了“旧瓶装新酒”的特征。在罪刑体例上,清律几乎完全沿袭了明律体例,而在旧体例的框架下,清律通过修例的方式,逐渐扩大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领域,并对新的规范秩序有所创设。以“诈欺官私取财”律为例,在明律与早期清律中,本律都是较为传统的财产犯罪;而在清中叶以后的新订条例,突破传统财产犯罪的范畴,进而开始对京师地区的金融经济秩序进行调控,并在旧律例的框架下,初步构建出了一套全新的规范体系,进而影响了后续的社会治理。     

金融安全的刑法保护边界

当前社会发展转型导致金融犯罪屡见不鲜，亟需优化刑法规制模式。对于金融犯罪的侵害法益，既不能泛化地扩张解释金融犯罪的社会化危害性或法益内涵导致金融管理秩序被破坏，又不能过度地限缩解释导致金融犯罪行为与金融管理秩序脱离，而是应该客观地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基于防范法律所不允许的不当金融风险的法益实质进行刑法解释模式。在区分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时应该强调对金融创新的合理监管，并运用“穿透式”监管方式来准确把握各类新金融现象，实质判断金融创新活动是否构成犯罪。在金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认定过程中，需要结合法定犯语境来贯彻法秩序统一的基本解释方法，尽可能保持刑法中规范构成要件与金融法律中的规定一致。在判断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时，如果金融法律规定明确，则行为人不能以不知法作为免责事由，而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可能以违法性认识错误难以避免来出罪。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思考及立法建议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业务也日趋国际化、市场化，现有的法律、法规都在规范金融活动中体现出其滞后的一面，一些领域甚至少有规范，存在“真空地带”。一些犯罪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便纷纷将犯罪目标对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诈骗贷款的犯罪活动日益猖厥。为此，全国人大常委全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继之在１９９７年新修订的《刑法》中加以吸收，对遏制此类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现行《刑法》对该罪的主观方面限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但使司法实践面临操作上的困难，更使一些…     

互联网金融犯罪中的事实问题研究

互联网金融犯罪由于兼具犯罪主体的智能性、犯罪手段的隐蔽性以及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等特质而成为当下刑事司法裁判的痛点。囿于刑法的稳定性，单纯依靠法律规范的完善与细致显然不能满足紧迫而复杂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现状。在刑法膨胀化被饱为诟病的当下，从事实的角度去解决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裁判建构，能够为理论界与司法实践提供另一个视角，对理性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有所裨益。     

全球化背景下惩治金融犯罪的法律机制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犯罪呈现出手段智多样化、智能化、隐蔽化等新型特点。而反观我国惩治金融犯罪的法律机制则呈现出立法理念落后、前瞻性不足、适应性不强，不能有效打击犯罪进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等诸多缺陷。为此，有必要从全球化对金融犯罪的影响入手探讨完善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