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明朝对外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基于"宗藩"地缘政治理念和明初的地缘政治形势,确立了明朝对外政策两大支柱——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他的后世子孙根据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涉外政策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到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二者在东亚"宗藩"地缘政治格局内互动。     

论明朝万历时期对安南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

摘要：明朝万历年间,因中兴黎朝在郑氏掌权下逐渐崛起,并将莫氏余党驱赶至高平一带,导致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再次出现波折。明朝政府将安南事务的处置权交给了两广地方官员,陈大科、杨寅秋等官员在与安南各政治势力及地方土司的交涉中,逐步确立了“不拒黎、不弃莫”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明朝晚期对安南实行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首先是确保安南境内在特定时期只能有一个接受册封的贡臣家族,即接纳实力派中兴黎朝,承认其为安南唯一的贡臣;其次是尽最大可能保护旧贡臣家族的人身安全,即同时又维护旧贡臣莫氏,将其安插于高平地区,作为安南境内一个独立的“统治特区”。这一政策是对嘉靖朝安南政策现实主义倾向的继承和完善,是一种有差别的“双重承认”政策。     

明代朝贡贸易研究新探——以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为例

朝贡贸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种特殊形式的商业贸易。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颇多,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结合社会交换理论的相关原理,并以明朝与帖木儿王朝为例来分析明代的朝贡贸易,以期从深层次上来重新审视明代朝贡贸易的经济根源。     

从郑和下西洋看明王朝的宗藩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宗藩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明王朝对周边国家的外交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遣使四达,睦邻求宁;恩赐有加,朝贡频来;宗藩有序,扬华夏文明;华必统夷,天威不可侵犯;以德来远,审慎用兵。这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有集中体现。郑和代表明王朝所推行的“睦邻政策”,是今天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政策的重要文化源泉和理论基础之一,它对思考我国未来的周边安全战略不乏历史借鉴意义。     

论土达在明代西北边防中的双重角色

明代分布在今甘宁青地区的＂土达＂主要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组成,他们处于农耕与游牧空间的边缘,在明朝对外防御蒙古的战略中起着积极作用,同时又被视为明朝外部防御和内部稳定的隐患。＂土达＂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西北边境复杂的民族形势,并对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国与旧港的海上交往及现今启示

旧港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之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重要港口。终明一代,中国与旧港保持着交往,其中永乐时期旧港宣慰司的设置是明代中国与旧港之间的重要事件。旧港宣慰司由明朝任命当地人治理,享有独立的外交权、管理权、制定赏罚的法律权,明朝不干涉其管理。旧港宣慰司的设置是明朝处理海外关系的一种文明形式,为今天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命运共同体提供文明经验和历史借鉴。     

论康熙年问清朝与安南政治关系及边界问题

康熙年间是清朝与安南政治关系及边界问题处理的重大转型时期。 一 方面， 清朝在康熙年间完成了与安南关系从 “不拒黎， 亦不弃莫 ＂ 的 “ 双重承认＂ ， 向与中兴黎 朝建立一元政治关系的转变； 另 一 方面， 康熙时期清朝与安南在处理 ” 三坰之争” 和那窝村之争的过程中， 已经表现出了更加清晰的疆域观念和主权意识， 整个康熙时期疆域观念的转变和对边界问题的处理， 推动了中国古代疆域的最终定型， 以及中国传统疆域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转型。     

从宗藩体制向近代外交的转型--奕訢北京和谈新论

北京和谈是在清政府无力抵抗英法联军侵略的条件下被迫与西方列强进行的谈判,大体上可分为关于放还巴夏礼等人交涉和关于罢兵和谈交涉两个阶段.它是晚清外交体制由宗藩关系的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型的转折点,表现出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进一步加深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促进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产生等特征.     

生态制度视域下的草原政策演变述评

不同时期的草原政策是对＂发展＂概念的政策诠释。在将＂发展＂仅视为＂经济增长＂时期,草原的功能被定义为与农地一样的,单一的生产资料。这一时期的政策制定由于没有考虑草原的生态功能,在制度层面造成了对生态的巨大破坏。随着国际国内发展思想的演变,延续和实现人类自身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话语。以保护和恢复生态为目的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同时新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已经开始逐步影响中国的环境资源政策,成为一种新的管理探索模式。     

明代北京的盛会:“万国来朝”

2016年是郑和下西洋611周年.611年前,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明朝永乐皇帝作出了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决策,郑和统率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开始了伟大的航海活动.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七下西洋,持续28年之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航海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志明代中国外交达到了鼎盛,发展至中国古代航海外交的巅峰,在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太祖“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与实践

明太祖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于完整理解有明一代的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对"不征"理念的贯彻与践行,在洪武年间几乎没有更改,由此形成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以此为基础,明朝形成了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国际秩序理念,以实践建构了一种和平外交模式,并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外交实践。     

多样形态与通用话语:宋朝在朝贡活动中对“四夷怀服”的营造

宋朝将朝贡体系分为羁縻各族、朝廷和藩镇关系的境外政权、宗藩体制下国家关系的境外诸国三个层次,朝贡诸国从各自视角,对宋朝的认识可分为与宋朝交往及在本国内基本遵守朝贡制度、与宋朝交往时形式上遵守朝贡制度而在国内自行一套、因地域辽远和文化差异而不理解及不遵守朝贡制度三种形态.但宋朝将辽金以外所有民族和国家与宋朝的关系都视为朝贡关系,使用同样的华夷君臣话语.这既是自称中华正统的宋朝用以证明自己对天下秩序的规定权及其对所有朝贡者的普遍适用性,又是与其国内政治话语相统一,在国内政治中证明宋朝皇帝的华夷共主身份.对多样形态使用通用话语,营造“四夷怀服”的朝贡秩序,看似虚幻,实则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试析冷战后台湾对欧盟的“外交”

冷战后,随着欧盟政经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各个时期,台湾当局都非常重视对欧盟的＂外交＂,将欧盟视为继美、日之后的＂重点工作对象＂,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台湾与欧盟实质关系的发展。从欧盟来看,基于经贸利益的诱因及对台湾民主化的认同,在＂政经分离＂的外交政策下,也有意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本文试图勾勒冷战后台湾当局对欧盟＂外交＂的基本轨迹,探讨台当局对欧＂外交＂的主要形式,并分析推动台湾与欧盟关系发展的因素及制约。     

明代人口政策如何因时而变

明代在人口的管理上具有自己的特色,从社会分工的固定化到适应人口流动的政策调整,贯穿了明代大部分时间。其人口政策从理想化到面对现实,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明代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因时制宜地调整人口政策,为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繁荣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从清朝外交机构的变化谈中国外交近代化

清政府先后由礼部、理藩院、五口通商大臣、总理衙门、外务部等机构来管理外交事务,本文通过介绍近代以来清朝外交机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从古代朝贡理藩外交向平等的近代外交转变的外交近代化进程。     

从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行看中国外交变化

60年的外交之路,我想可以用3句话概括：形势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形势大变化的关键在于时代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坚持列宁1916年前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提出的看法,即＂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60年《红旗》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跟苏联人吵架,吵的问题之一是＂时代到底变了没有＂。赫鲁晓夫说变了,中国人说没有变。（今天回头来看这些文章,很有意思）列宁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我们的国内、国际政策。     

费正清的两岸关系论述及其台湾效应

冷战时期,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术界以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的基地,而费正清也积极地介入两岸关系与台湾事务。费正清的＂大陆—台湾＂论述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亲共＂,中期的＂反共＂,与后期的＂两岸共治＂。费正清多变的面孔反映了美国不同时期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对中国两岸政策的调整,而台湾对费正清体系的反应则体现了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矛盾,以及两种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过去四年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综述

在2008年＂大选＂中,民进党败选失利,陷入创党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局面。党龄只有4年的蔡英文接过党主席的重担,扛起带领民进党重新出发的重任。4年来,民进党在蔡的领导下,开始对陈水扁时期激进的大陆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修正。从整体上观察,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调整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     

封贡体系与明代君臣的天下观-以朝鲜王朝为中心

以明代中朝封贡关系为背景，考察明代君臣的天下观。明代东亚封贡体系以传统的正统观为前提，天下观念由“天下一统”的传统“单-世界”向“多个中心”转变；在封贡功用上，由原来的侧重政治礼仪向经济、军事、政治多元并重方向转变。具体表现为：朝鲜王朝在政治正统性上依托以明朝为主体的封贡体系；进而利用与明朝的关系确立其在周边国家中的“小中华”地位；同时借助明朝的军事保障其在封贡体系内的安全。通过对封贡体系运行的史实阐释，可知朝鲜极力维护与明朝封贡关系的原因，即明朝的传统汉文化圈的吸引力是朝鲜积极同明朝建立封贡关系的历史因素；以“小中华”自居的心理优越感是朝鲜维护封贡关系的重要因素；以追求朝鲜王朝自身利益及适应周边环境变化的需要是其现实因素。     

明代娱乐市场管理研究

明代是一个娱乐业发达,乐人众多的朝代。娱乐业不同于其他产业,有着复杂的社会性,政府对娱乐业的政策规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执政当局对社会精神追求倾向,从另一个层面上也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反应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本文从明朝政府对娱乐业和乐人的政策、明代的娱乐场所、明代对娱乐场所的管理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明代娱乐业和乐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生存状况,明代的主要娱乐场功能与文化,政府对娱乐业、乐人、娱乐场所的管理与民间力量的对应,试图还原明代娱乐市场的结构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