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利益概念的界定

由于马克思没有在他的论著当中明确地对利益这个范畴做过定义,国内目前关于利益概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要把握利益这条影响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发展的暗线,必须正本清源,理清思路,对利益做出一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定义,才能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破产重整立法利益倾向之比较——以美、德、法为例

破产重整涉及的利益冲突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对社会利益的优先考虑仅仅解释了重整制度本身的存在意义，在具体的制度中，还需要对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各个国家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在重整制度构造中的利益取向各不相同。美国法更加偏重于债务人利益，德国法注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法国法则被视为社会利益优先的典型，三者尽管各有侧重，但每一种立法选择都与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我国虽然已经引进了重整制度，但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运行环境都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未来的立法和实践中逐步完善。     

近十年我国失地农民利益问题研究述评

利益问题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日渐丰富和提升。目前国内针对失地农民的困境和风险等基本利益状况以及利益表达、补偿和保障等机制方面的研究已经初步达成一定共识,但同时也需要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和深度上进一步加强。     

论利益分化条件下的利益协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个视角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应该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政府对于利益协调的一般原则和目标包括维护合法利益、缩小利益差别、缓解利益矛盾、增进共同富裕.围绕利益保护和利益协调的社会价值取向主要有把实现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正视物质利益在社会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有必要提倡一种"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双赢)的价值选择.正确处理利益分化条件下的利益协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失衡与均衡——公共治理中的利益调控

我国当代社会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利益失衡态势。要谋求失衡利益的良性回归,达成社会利益的有效均衡,解读有助于实现利益均衡的社会思维与制度理念,就要在治理框架下构建并完善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协调机制,就要从政策导向、法律规范和道德感召诸方面探求利益调控的途径。     

论刑法对利益的调整和保护

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就是对利益的分配，隐退于刑法规范之后的利益观在决定刑法价值观、认识犯罪本质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刑法对人们行为的２与保护就是对利益的比较选择，而对显身于刑法规范之中的利益，刑法具有与其它部门法显著不同的调控方式。     

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以个人所得税为视角

利益衡量是指对发生冲突的各种利益进行估量后,考虑应置重于哪一方利益的一种思考方式。在税收领域,国家与纳税人、纳税人与纳税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与维护私人财产权以及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冲突的协调是税法的重要课题。广泛的利益冲突为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契机,利益衡量为探讨税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提供了一种方法。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的分化与协调

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组合,尤其是各种利益的分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双重影响。因此,在新的利益格局形成过程中,应积极构建系统的利益协调机制,以确保利益表达、利益竞争和利益实现的有序,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及保护

海外利益,是指一国处于境外的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从内容上可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安全利益、海外政治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它们功能互补,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外利益丰富的内涵。影响海外利益安全最核心的因素是外部因素,即来自复杂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环境儿及与所在国双边或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多边关系的影响,包括国际环境类风险、政治类风险、安全类风险等。可通过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门协调机制和专门机构,强化国际合作,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法律体系等途径和手段,在国家层面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资源,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政府职能与人民利益表达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解决政府职能与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主要是政府替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表达。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复杂。这时,政府已无法包办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了,应该下大力气去教育、引导和帮助人民群众自己表达利益,并为他们提供各种通畅而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这也是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构筑社会基础。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