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追偿制度探究

行政追偿制度是行政法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赔偿法的完善与否。本文将就行政追偿制度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论述,为行政追偿制度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并在剖析我国现行行政追偿的制度缺失的基础上,提出构建行政追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行政追偿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行政追偿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和程序,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难以实现。应制定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行政追偿程序,确立合理可行的追偿标准。在建立行政追偿制度的同时,对分散于《行政诉讼法》及《国家赔偿法》中的行政追偿制度规定进行必要的完善。     

论我国行政追偿的概念和性质

学界对行政追偿的概念和性质存在争论，在立法完善之前，概念和性质这两个理论问题必须先行厘清。梳理不同观点，辨析行政追偿的概念和性质。认为：我国的行政追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赔偿义务后，依法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或者人民政府依法责令有责任的行政机关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法律制度；行政赔偿中的追偿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惩戒性的行政责任。     

追偿权的行使——从雇主责任的角度分析

当前,雇员侵权行为广泛存在,法律对其的规制体现在雇主责任制度上,雇主的追偿权只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做了相关规定。基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应当推行雇主追偿权的法定化,雇主在承担了雇员致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后,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得以向雇员进行全额或部分份额的追偿。因此,划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责任份额是重点,通说认为应当综合考虑雇主因侵权行为所受的实际损失、双方的收益和经济状况、双方的过错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对雇主追偿权的合理规定,可以平衡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双方之间的和谐及社会的稳定。     

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

行政应急权力的正确使用是有效解决灾害事件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对应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行政应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灾害事件中应急权的使用应做到事前的权力来源的立法完善、权力主体的确定和应急机构的设置;事中应确定应急权行使的条件、原则、内容、对象、范围、程序和时间以及对应急权的监督;事后通过立法手段、司法手段及采取行政问责制的方式对行政应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对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确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非诉行政执行的正当程序及其法律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强制执行。事实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而流于形式,从而放纵了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使有限的司法权成为执行行政权的工具,其结果不仅是漠视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损害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的,而且还削弱了司法权威。为此应当在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范畴中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深度研究并结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等要素,将非诉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从制度上重新整合,突破理论上的瓶颈和掣肘,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在正当程序法律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予以法律控制,全面实现行政法制现代化。     

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正当性阐释

刘拥、刘润发在《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是当今世界主要行政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由于历史等原因,行政公诉权在我国尚未能上升到立法层面,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正当性。正是由于行政公诉权在我国具有法律监督权和诉权的双重特点,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我国检察机关还有行使行政公诉权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依据。     

警察行政救助权的有效行使及法律规制

警察行政救助是一种与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直接相关的公权力救助形式,社会转型期,社会对警察行政救助的需求在增多。在此背景下,探索警察行政救助权有效行使机制是必要的。关注警察行政救助权有效行使的同时,亦需关注警察行政救助立法制度的完善和警察行政救助实施过程中基本法律原则的确立。     

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规制

行政滥用职权是当前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滥用职权能起到事前或事中监督的作用,既能够规制行政权力的运行,也是行政行为正当性之源。因此,我国应将正当程序确立为基本法治原则,并完善相应的具体制度,同时对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权力滥用行为进行问责。     

节约公安行政成本的若干思考

厉行节约、降低行政成本对做好公安保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公安经费使用中存在许多浪费现象。各级公安机关应从思想认识、管理体系、重点环节、制约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寻求降低公安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思考

目前,制定行政强制法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很多人士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其中,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问题讨论较为激烈。本文也试图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     

论自动化行政的合法性审查

虽然自动化行政的发展与应用为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提供了动力,但围绕自动化行政的相关法律标准以及问责机制却仍不完备。规制体系的漏洞使行政行为能够借助技术手段规避在主体资格、适用条件、行政程序等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对相对人的基本权益构成潜在威胁。应当基于现有行政诉讼法体系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从审查要素出发,扩大主体审查范围、规范自动化行政应用场域,从而完善自动化行政合法性的审查模式,保证自动化行政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降低乡镇行政成本的体制性制约因素研究

乡镇行政成本过高,是农民负担过重和乡镇投资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乡镇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般来说,行政成本是在一定的政府体制框架内发生的,其高低因行政体制的优劣而不同。导致我国乡镇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不仅取决于行政体制,还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党政领导体制、和财政体制相关。此外我国现行的农村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备程度也直接关系到乡镇机构人员分流的顺利与否,从而也与行政成本相关。     

服务行政理念下的行政伦理建设

我国目前还处于管理型政府阶段,这导致行政伦理的推行存在很大的障碍。如果转变观念,奉行服务行政的理念,那么行政伦理的建设就会有另一番突破。从服务行政和行政伦理的内涵出发,对行政伦理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揭示了服务行政理念对困境解决的价值指导作用,进而提出服务行政理念对行政伦理建设的突破途径,以期对行政伦理的建设提供一条思路。     

制约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政因素探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强调要以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责体系整合的核心内容。但在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服务性尚未完全体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当前,政府行政管理在行政文化、服务体制、服务主体、公务员队伍建设、政府考核及责任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行政“还权”与行政主体的多样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产生了公域和私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行政主体，这是行政分权理论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政治国家存在扩张的天然倾向，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行政权力被国家吞噬。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与完善，被吞噬的行政权力又逐渐回归到市民社会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从而，“行政还权”理论成为了认识行政主体多样化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特殊的地位。我国行政权力的运行与我国所特有的政治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我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成为阻碍我国实现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障碍性因素。建立立足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完善,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实现行政权力运行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     

关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若干思考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今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工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一项事关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它实质上是政府的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自我完善,是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的迫切要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消极腐败现象,更重要的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定位;有利于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质量。     

对贯彻实施行政强制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强制法已于2011年6月30日经十一届全圈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于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行政强制法共分七章七十一条,包括总则、行政强制的种类和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行政机关执行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责任、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