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晚清至五四域外文学书写语符的变迁

晚清至五四时期,域外文学的书写语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文言走向衰亡,白话取得正统地位。本文采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晚清到五四域外文学的书写视为一种文化生产,其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是具体状态的书写者、体制状态的教育制度和客观状态的域外文学文本。具体状态的书写者由现代语符书写者替代了传统士人,体制状态的现代学堂制度替代了科举制度,这种状态决定了外域文学文本语言的转换。     

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的裂变与交融

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两极徘徊的,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无不经历了从民间音乐文学(或源于民间音乐文学)向文人诗学的转变。诗学系统具有强大的“吸附力”,总是能“迫使”原本游离于诗学系统之外的音乐文学作品回归中正和平的诗学轨道,会由最初体裁与传播形式的裂变最终从功能上回归到诗学阐释的本位,承载起“诗言志”的重任。而当这种“回归”完成时,最初音乐文学系统之“缘情”、“歌其食”、“歌其事”的功能又将由新的体裁样式承担。中国诗歌发展史就是一部音乐文学与诗学两个系统不断地循环往复、互为促进的历史。     

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本文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著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言语行为批评对理论文学定义和特征的探讨

言语行为批评是当代唯一来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西方有影响的批评理论流派,本文集中考察了言语行为批评对文学定义和特征问题的讨论,认为大致存在两种矛盾的观点:一是强调文学话语悬置性;一是强调文学话语的交往性。     

论苏轼的六朝文学观

苏轼在其著作中对六朝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对六朝文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六朝诗歌,苏轼的评论不多,不过他对鲍谢诗歌以及徐庾体的评价还是基本客观的。苏轼的六朝文学观除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外,其独有的文学创作经历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以“文儒”视角审视贞观重臣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帝王作用的凸显是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尤以梁、陈时代为甚,当政者们参与创作,以帝王之尊赋予了文学创作及其审美以相当的影响。直至隋,文帝不悦诗书,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文学,而后的隋炀帝偏爱南朝靡丽文风,重用虞世基、许善心等文人,文学又得以振兴。至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历经陈隋、颇具文名的虞世南的选贤任能与文学才华相结合,促成了唐文学以新的发展。然而,唐太宗强调国家治理须靠吏能的＂贞观重臣＂现象又从另一方面消减了文学之于选贤的权重。于此,以＂文儒＂视角考察贞观重臣,我们认为,唐太宗治国选贤并非出于单纯的文学才能,他看重的更是吏能。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更多是一种君臣的唱和,而并非选能当然之条件。     

清初查嗣庭“试题”案

<正> 查嗣庭(1664—1727),字润木,号横浦,出身于清初浙江海宁声名显赫的书香门第查家。查氏兄弟四人,老大原名查嗣琏,后改名慎行,二十岁补诸生,四十四岁才中举人,后经举荐,诏随入都,康熙三十二年(1693)入直南书房,后“钦赐”进士出身,但他的儿子查克建此时已考中进士。老二查嗣(王粟),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入翰林,官至侍讲,诗名与其长兄查慎行并行于世。这个查嗣庭排行老三,康熙四十七年(1708)进士,选入翰林,经吏部尚书加太保的隆科多     

从诗歌看汉英音韵学对比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对各种文学形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诗歌是一种与语言的音、韵联系密切的文学形式。音韵学的发展对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英两种语言的不同,又使得两种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诗歌的音韵和格律各有千秋。根据汉语语音特点,自古以来汉语最小的基本结构单位"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这就决定了汉语诗律得由音律、声律和韵律三大要素组成。     

影视艺术冲击下文学的困境及其生存策略

在影视艺术的强烈冲击下,当代的文学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文学的传统门类--小说、诗歌和戏剧正在被电影和电视扬弃,散文无法独撑文学的天空.只有主动向影视突围,与影视合作,自觉符合形象化、视觉化潮流,自觉考虑社会受众的精神需求,文学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由当代社会文学的困境及其突围,可以得出诸多美学启示.     

唐代爱情小说与其爱情诗、游仙诗关系论略

唐代爱情小说和爱情诗都非常繁荣，它们关注人们的世俗生活，对中晚唐文学审美风尚的形成有直接作用。它们的发展得益于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渗透，而由于爱情小说的高潮略早于爱情诗，所以诗歌受小说的影响要大一些。爱情小说的流行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唐代诗人的诗歌观念，提供了爱情诗、游仙诗创作的题材、情节模式及情感基调等。     

两种语言间的徘徊:现代藏族汉语诗歌的精神世界北大核心CSSCI

在用汉语创作藏族诗歌时,由于语言的异质性,创作者往往会形成复杂的焦虑和矛盾意识,好像在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之间徘徊游荡,如语言疏离和民族拥抱并存,即便是他者眼光审视也是表达对民族的挂怀,继承传统并进行新的文学意义创造等,各种思想意识共同建构成为藏族汉语诗歌的精神世界。从藏族汉语诗歌的语言文化徘徊到对民族文化及其他文化的释然和坦然以对,需要创作者坚定民族文化之根,重构民族文学意义,并通过文学探索实践来坚定文学信念。     

晚清语境借西方文学生成的自我镜像

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中将主人公汤姆大叔由原著中“黑色基督”变形为“千古义仆”。这种误读在晚清文学语境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对西方文学接受的一种范式。它本质上是以西方为“他者”观照下完成的“自我镜像”。东方与西方并非后殖民主义文论强调的那样是单向的“凝视”与“被凝视”关系。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其实是两种文明互为“他者”相互参照并进行自我书写的过程。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在近现代文学转型的交汇点上,梁启超所倡导的文学界革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文学史意义,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梁启超既承接了晚清以来的文学观念和思想传统,又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和创作上的引导,确实无愧为沟通两代之间的桥梁。以梁启超的文艺观和文学活动来观照中国文学之古今演变,将从新的视角重建晚清与＂五四＂的连续性。     

不能忽视康熙的历史局限

康熙对中国封建后期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作为一个尚未摆脱奴隶制残余的游牧部落军事领袖,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他的历史局限性。毫无海权意识的康熙收复台湾后派兵驻台是为防寇而非御夷,四海臣服之后的再次封海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这使得中国与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方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始于康熙的文字狱造成了士人在政治和学术上噤若寒蝉的社会气氛,形成了有清一代封建专制体制下思想的平庸守旧。康熙将西方最新科技贡品当作器玩之物,而没能将其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皇家科学院形同虚设。这种轻视应用的习性一直影响到其后的历代统治者,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代汉口商业生活对文学发展之影响——兼论汉口文学发展研究的样本意义

清代的汉口已成为一座纯粹的商业巨都。作为其唯一经济基础和核心生活方式的商业生活对其文学发展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着积极的一面:商业移民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大批生力群体,轻商传统激发了他们重视文教,商人们凭借经济实力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合城经商的汉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商业题材和一定的活跃思想。同时,这种影响还有着消极的一面,这方面甚至更为深刻:纷攘庸俗之风对雅致滋润的文学创作心境明显产生了干扰;轻商的传统观念导致文人不可能正确理解商业和商人,从而导致文人不可能正确面对和书写汉口人的生活;浮华的生活风气对文学的深刻性形成心理上的限制。这些状况基本上决定了汉口文学总体水平非常难有大的突破。     

创新大师宋玉

宋玉师承屈原，不拘一格，有效地拓展了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他开创了赋体文学、奠定了感伤文学、成就了艳情文学、首启了梦幻文学、独树了女性文学、新制了山水文学、研发了游戏文学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堪为我国古代卓越的文学创新大师。研究并总结宋玉在文学上的创新精神、丰硕成果和深广影响．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再接再厉，是大有裨益的。     

文学观念流变与文学人类学的兴起

以往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多从知识全球化、地方性知识、本土文化自觉等人类学和外部的空间的概念进入,而事实上,“文学”一词的涵义在中西方都有一个从文献到语言艺术的发展历史,中国文学研究也有一个从重文到重语的发展史.从与时间和自身密切相关的“文学”观念流变对文学人类学的产生做出探讨,可发现来自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内驱力.文学形态的多层次、复杂性为文学人类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而现代文学的革命性变化则成为文学人类学勃兴的现实促因.     

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及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中华文化的逻辑发展上 ,呈现出与同时期大陆文学不同的运动轨迹与存在形态 ,形成台湾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格 ,并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范式。而台湾的海外知识移民形成了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群 ,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收获和代表 ,深远地影响了欧美华文文学的发展。东南亚华裔青年学生到台湾留学 ,以及台湾作家到东南亚华人社会讲学、参与文学营等活动 ,扩大了台湾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 ,形成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台湾文学因素。     

论延安文学传统批判话语的修正

传统文学批判话语对延安文学存在二种声音．一是认为延安文学就是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发展的结果;另一种则认为延安文学是纯粹的民间文学。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两种看似正确的批判话语．实质是对延安文学的误读：第一．我们可以强调延安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不代表延安文学就是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发展结果。因为延安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以最低文化层次上的革命工农民众、红军战士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因此,延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大众文学形式;第二：延安文学在受到民间文学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一些域外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熏陶,因此延安文学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而应该是在属于民间文学的同时,还隶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     

读者：走向文学意义生产前台的主体——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地位

在西方传统文论中，作为本体性存在的读者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由现象学美学开启的现代理论将读者推向文学活动的前台。读者成为文学意义的建构者，文学事件的参与者，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中介者，媒介文化隐喻意义的承栽者。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本体地位得到确立，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活力，但也因“读者”实际状况考量的艰难和理论假设的扑朔迷离，给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带来了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