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法性判断标准

犯罪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从实质上说为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即必须是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果不存在违法行为,那不管行为人主观责任有多大都不构成犯罪。但如何判断何为＂违法行为＂,或者说某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要依什么标准来衡量,学者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笔者拟从当前刑法学界所＂盛行＂的几种违法性判断标准入手,逐一分析各自的优越性及弊端,得出笔者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违法性判断标准。     

期待可能性在现代刑法中的价值

期待可能性是大陆法系规范责任理论的核心,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犯罪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避免犯罪行为而实合法行为,即没有这种期待可能性时,即使行为人能够认识犯罪事实或能够意识该事实的违法性,对行为人也不能给以规定的非难。简言之,有期待可能性则有罪;无期待可能性则无罪。本文本着＂洋为中用＂的宗旨,就期待可能性的演变、移植我国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引进该理论的价值等问题,提出自己一些浅显设想,以期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有所帮助。     

非法持有枪支罪责任要件的逻辑和构成

从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责任层面出发,只有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持有的是刑法禁止性枪支并对持有枪支的违法性具有认识可能时,认定其为故意犯罪才有正当性可言,才能达到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从构成要件角度观察,"枪支"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中的法律评价要素,确定作为评价基础的事实,应充分考虑法律评价要素自身属性,结合案件事实本身及行为人立场视域,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刑法禁止性枪支这一"故意"的内容。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是独立的责任要件,在风险社会与法定犯时代的背景下,违法性认识的出路在于寻找责任主义原则与刑法治理功能的最佳平衡,建立对行为人非法持枪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判断机制是恳切的现实回应。     

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罪过关系论纲

行为认定为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对客观的犯罪定量因素具有认识;这一认识首先是事实层面的认识,事实性认识是基础,其次才是规范性、评价性认识;这种事实认识应该以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为基础进行判断,不能凭借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水平予以推论。犯罪定量因素认识错误属于刑法中事实错误的范畴,司法处理应当遵循具体分析的原则,对积极的认识错误根据"具体危险说"加以判断,对消极的认识错误在能够排除过失的前提下一般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州吴英案为视角

集资诈骗罪主观构成条件必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相关司法解释中推定依据存在不足。吴英的行为不属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或＂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情形,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把是否存在逃避返还资金的行为作为推定的前置条件,还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资金用途、集资方法。     

论毒品犯罪中概括性认识的引入

毒品犯罪中应引入概括性认识的概念。概括性认识属于概括故意中的认识因素,指行为人行为时对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素认识不确定,对具体的危害后果仅认识到有发生可能性。概括性认识的特点有二:认识内容不确定、认识程度不确定。就毒品犯罪而言,尤其是在认定运输毒品罪时,行为人只要认识到其运输的可能是违禁品且仍然为之,而实际上运输的正是毒品,此时运输毒品罪即告成立。有学者认为"可能知道"也属于明知,但知道可能性在逻辑上不能等同于"可能知道"。如果行为人仅是可能知道其运输的是毒品,则意味着其可能不知道,只能疑罪从无。最后,由于概括性认识的程度比确定性认识要低,在量刑时应予体现。     

违法性与过错的判断标准辨析

违法性可以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而独立存在。应当容忍违法性判断中注意义务和过错判断中注意义务的重合,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使受害人得到更好的救济,在社会中公平地分配损失。在行为人直接侵害绝对权利的情况下,违法性的判断适用结果不法说,即权利的侵害直接征引不法性,此后依据注意义务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而对于不作为侵权和间接侵权,要依据行为不法说来判断其违法性。     

论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主观方面证据调查的实现

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侦查中,犯罪主观方面证据,特别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调查是重点和难点。侦查人员需全面查证行为人的履约能力或担保,签订和履行合同中行为的真实性,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以及事后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态度,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等等方面的客观事实因素,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以实现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主观方面证据调查。     

犯罪中止形态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犯罪中止作为基于行为人意志以内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于一部分直接故意犯罪的整个过程中.其"有效性"认定问题比较复杂,因而对各种介入因素加以分析是必要的.犯罪中止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行为人的"能为而不欲".     

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是侵权责任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归责理由、构成要件、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文中提出：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不以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意思联络为必要;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不应强调数行为时空上的＂同一性＂,而应考虑其＂时空关联性＂,以其是否具有造成同一损害的危险性与可能性为认定标准;共同危险行为中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事实层面应为择一的因果关系,从构成要件的层面而言应为推定的因果关系;侵权责任法上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与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应予以注意。     

假想防卫的认定及其处理

假想防卫是指客观上并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行为人主观上误认为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而对想象的"侵害人"实施了防卫行为。假想防卫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认识错误,而且也不可能避免这种认识错误,因假想防卫致人死亡的应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非故意伤害罪。     

论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及认定

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持有行为及其违法性有所认识;对持有物及其数量有所认识;对物品的性能、纯度等特征不需要认识;对持有行为的认识为确定性认识;对持有物的性质及其数量的认识为可能性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的认识内容时,可采取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正当防卫认定客观标准的反思与出路——以英美法系为视角

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中大相径庭。在英美法系中,正当防卫的成立采用主观标准,以行为人为视角,以"真诚而合理"为纽带构建体系。英美法系主观化标准的引入有利于弥补大陆法系正当防卫制度的不足。以防卫限度为例,行为过当说、结果过当说、二重标准说各有不足,究其原因,大陆法系在正当防卫成立条件上均以客观事实为标准,因而机械生硬。除此以外,客观标准在对假想防卫主观心态、未成年人防卫限度等问题的解决上捉襟见肘,引入英美法系主观判断标准颇有裨益。     

三国故都涌春潮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许昌之＂许＂,源于尧时高士许由洗耳于颍水之滨而得名。许昌夏时称许地,春秋为许国,秦置许县。公元196年,曹操至东汉京都洛阳奉献帝以令不臣,迁都许都（许县）。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以＂魏基昌于许＂,     

盗窃犯罪中对财产价值认识错误是否影响量刑

盗窃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盗窃财物价值达到数额较大两个基本条件,且数额的大小是量刑的重要依据。盗窃罪又是一种故意犯罪,故意的内容当然应该及于对所盗窃财物价值的判断。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行为人对所盗窃财物的价值认识错误的情形是否影响量刑。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裴某为首的犯罪组织为样本

我国法律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致使司法实务中在理解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上存在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时,应注意把握对行业、区域、控制程度的理解。对一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判断是一种法律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并不影响该组织的实际性质;黑社会性质组织维持结构稳定的要素或纽带既可以是团体的纪律,也可以是组织者、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及组织产生、分配的利益。对其经济实力特征的认定,不宜对立法解释规定的＂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作狭隘理解。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行为的理解,应紧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侵害客体和本质特征,即限于扰乱公共秩序,包括扰乱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     

浅谈“追逐竞驶”犯罪行为的认定

依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追逐竞驶＂犯罪行为是指行为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行为,是具有类型化的抽象危险犯。＂追逐竞驶＂犯罪行为的主体包括追逐竞驶行为人及其有关人员。作为＂追逐竞驶＂犯罪行为空间要件、工具要件的＂道路＂和＂机动车＂,应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界定为标准。＂追逐竞驶＂行为应当是：行为人之间驾驶机动车在共同的意思联络下,进行相互追赶、互相竞速,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情节恶劣＂的认定应综合分析行为人实施＂追逐竞驶＂时的主、客观因素并可以通过列举式归纳＂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以增强实务中的可操作性。危险驾驶行为社会危害的现实化程度及其危害后果是区分危险驾驶罪（含＂追逐竞驶＂犯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本标准。     

侵权责任中的过错与违法性研究

非法性是不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如果是,它同过错的关系如何协调？对于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从各国关于＂违法性＂和＂过错＂的概念、判断标准入手得出结论,过错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的发展过程,违法性的判断也经历了一个从＂结果不法＂到＂行为不法＂的发展历程。这样的发展状况,使在理论本应由过错负责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由违法负责具体判断行为适当性的清晰界限变得模糊,二者在采用合理人注意义务的标准上发生了重合。因此,价值层面上对二者的划分在实践中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我们在依据过错责任原则认定侵权责任时,应将过错等同于非法行为,这样既顺应了侵权法的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侵权法立法结构。     

论“徇私”类渎职犯罪的主观要件之修改与完善——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为角度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徇私类犯罪的认识因素要求必须是明知结果必然发生,以实现犯罪目的。故间接故意不能成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观要件。但若将＂徇私＂认定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构成要件,将导致处罚范围不当缩小,增加查办难度,放纵渎职犯罪。因此作者认为,应当在刑法修订时,将＂徇私＂动机删除。对徇私的＂私＂的限制性解释,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相矛盾。而且徇单位、集体之私实施渎职行为的,根本不是由于法律素质、政策水平和技术能力不高的缘故。所以,徇私的＂私＂应回归其本意。     

违法性认识若干问题研究

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在理论界有众多分歧.违法性认识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违反整体的法制性、法规范的认识,认识的内容不应当是伦理道德等前法律规范,也不宜是某具体的法.而基于违法性认识认定的推理逻辑,对其存在性的认定应当侧重于反向推定即如果特定情形下存在法律认识的丧失那么就应当排除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反之即存在违法性认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对违法性认识与犯罪过失的关注相对较少,就二者关系来讲,犯罪过失的成立不需要违法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