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非引渡制度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与六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引渡公约。同时,中国与这六个国家及其他很多非洲国家均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引渡的规定拓展了中非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修订了传统的引渡原则,确立了附条件的非双重犯罪原则和缔约国国内法允许情况下腐败犯罪为非政治犯罪原则,大力倡导简化和快速引渡程序的应用和实践。虽然目前这些影响都还局限在反腐败犯罪领域,但是其必将深刻中非刑事司法协助的广度和深度。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探索

伴随自身快速发展,中国正日益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的合作最具代表性。自创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角色日益明显,迅速从供应物质性公共产品,拓展至供应安全性乃至思想性公共产品。与内涵拓展相适应,中非合作论坛正在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之道,表现出三大特征:理念上,欢迎免费搭车,避免强制搭车;目标上,促进可持续发展,预防援助依赖;机制上,培育制度稳定性,降低不确定性预期。随着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理念、目标和机制日渐成熟,中非合作论坛产生了重要的全球性外溢,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对非合作的优化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促进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之道的发展和完善,中非合作论坛仍需进一步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理论支持、制度框架及评估方法。     

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的人权保障

引渡中的主权和人权在引渡条约中总是处于博弈的双方。在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人权保障虽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依然存在若干缺失之处,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在引渡程序中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必须兼顾主权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      

正当程序原则对民商事判决域外效力的影响

正当程序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符合正当程序要求是外国判决得以承认和执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各国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领域都对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进行了界定,我国国内立法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双边民商事国际司法协助条约有关内容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中国商标法制2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

新中国商标法制建立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政治上,在国家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商标法制,订立国际条约,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历史性的改变,有力促进和保障了商标法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上,中国商标法制的建立、重大修订均与中国经济发生重大调整相契合;文化上,人们关于商标法制的观念直接影响着商标法制状况,其中包括商标的注册、行政、民事、刑事保护。     

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合作的特点

与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不同,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合作在合作主体、合作义务以及合作目的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合作主体多样性;合作义务的非强制性;合作目的的单一性。     

出境作证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制——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

出境作证是有关人员跨越国境前往请求国境内提供言词证据的一种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现行立法将作证主体划分为普通证人和在押人员两类分别进行规制,并且大都只涉及了审判阶段的出庭作证合作,而国内立足于侦查阶段出境作证程序的研究则是一片空白.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国内立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出境作证合作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初步探讨了相应的制度细化与程序完善问题,并结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其他调取言词证据的合作形式归纳出出境作证的发展趋势.     

委托搜查与扣押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制——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

委托搜查与扣押是以获取特定案件实物证据为目标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式,实践中已被广泛地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国际侦查合作形式,但现行的国际法律文件都没有触及搜查与扣押的详细内容和具体程序,这被留待被请求国的本国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国内立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委托搜查与扣押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国际侦查合作的全球视角初步探讨了相应的制度细化与程序完善问题,并结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归纳出委托搜查与扣押的发展趋势。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叛逃罪的修改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政治犯罪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叛逃罪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在国内司法实践上,并不意味着在对叛逃罪的判定上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将给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合作上,带来很大的障碍,此次对叛逃罪的修改,弊大于利.     

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

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关系发展日渐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在机制上,既有的和新生的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压缩了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空间,而各种涉非三边合作倡议和实践更试图直接或间接地“规范”或“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在价值理念上,中国模式所体现的发展道路、发展手段以及中国完全平等的对非合作方式,都被西方视作威胁,遭到歪曲和抨击.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为维护和推动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的基础,寻求中非关系新的增长点.     

我国山地养生旅游发展的动因、问题及对策

养生旅游作为旅游发展中的一种新业态,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时尚潮流与新趋势。山地养生旅游是我国养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受养生文化与旅游资源禀赋驱动、动能驱动和势能驱动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当前,我国山地养生旅游存在行业标准与规范短缺、产业链缺陷、品牌与特色缺乏等系列问题,建议从行业标准化制度建设、培育产业发展机制、系列主题产品及品牌体系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予以有效解决。     

美国“其他保险条款”诉讼：现状与未来

其他保险条款诉讼是一个已经困扰了美国法院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美国各州在司法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存在差异。文章通过对美国有关其他保险条款冲突典型判例的分析,试图寻找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判例实践中所形成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解决其他保险条款冲突问题的判例规则及其未来在解决该问题上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解决思路,以此希望能为我国将来保险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对解决我国目前既无法可依又无章可循的其他保险条款诉讼提供可资借鉴的法律原则和价值理念。     

明治前期赴日浙商王惕斋之研究

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人物的探究,学界多集中于著名人物这一维度。但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会发现,一些乏人问津的商人也对社会的演进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当我们的学术视线关注这些下层群体时,人物研究才能变得更接近历史。拙文研究了明治前期赴日慈溪商人王惕斋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揭示了这一商人群体作用社会的特征。     

募资投向变更与投资者交易行为研究

文章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机构、个人）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公告前后的交易特征和行为。结果发现：公司募资投向变更市场反应为负,变更事件显著导致公司未来业绩变差,这说明变更对于绩效的影响是无效率的;机构投资者表现出了显著的信息优势,整体上,机构（及共同基金）的交易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价值性投资;个人投资者只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研究结果具有明晰的政策含义,即监管机构在严格管控资金用途变更的同时,既要发展机构投资者,又要提升个人投资者教育。     

美国券商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述评

券商内幕交易行为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一种,但因其所涉主体的特殊性而成为证券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实体法角度而言,内幕交易作为一种证券欺诈行为殆无疑义,而券商从事内幕交易无疑也首先要从反欺诈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主要适用规则即著名的联邦10b-5反欺诈规则;从程序法角度而言,阻止券商从事内幕交易的关键在于中国墙的设置,这是一种设立于券商内部的信息隔离机制,也构成了券商豁免于反欺诈指控的抗辩。最后,对于传统上豁免于法律规制的券商证券分析活动,也因为存在卷入内幕交易的可能而在晚近被列为法律规制的对象,其主要的规制方法是程序性的,这不仅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而且也体现在一系列的行业自律规则和行业标准中。     

江、浙、沪商务成本结构性比对及差异性分析

本文对江、浙、沪商务成本结构性趋势进行比对,研究差异原因,并探讨对政府和企业的启示。研究表明：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交易成本逐步下降,而商务成本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过比对,发现要素成本上海最高,江苏最低;交易成本上海最低,粗略认为浙江交易成本略低于江苏。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对政府政策与企业选址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马寅初对建国初期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理解与把握

新中国初期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政务院号召,高校知识分子自动发起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北京大学系全国高等学校的模范,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自然成为运动的推动者。以往的研究中,肯定者多论马寅初的积极态度与贡献,而近年反思“思想改造”的文章则视之为政治干预学术的开端。然而,无论哪种观点,均缺乏当事人的原始资料。本文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发现马寅初对“思想改造运动”有自己的理解与把握,他既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又与政府的设想有所不同,至于运动中发生的“洗澡”现象,就更非其所愿了。      

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政治学中的“民生”观和“民心”观,总结了保障民生、倾听民意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方针,挖掘了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和思想解放主张与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的内在联系,为当下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两项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