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改善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现状是：行政问责制逐步规范化,问责机制逐渐健全,问责成效较为明显,社会评价不断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行政问责制体系存尚在诸多缺失或不完善,行政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及相关制度缺失,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强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对策有：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理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构建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体系,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体系,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培育行政问责文化、营造良好问责环境。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与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来看,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还存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行政问责主体缺位、行政问责客体狭窄、行政问责程序不统一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和问题,笔者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措施:构建统一的行政责任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规范行政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虽然在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制度建设不完备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要从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合理配置职责权限、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将行政问责落实到位。     

行政问责制:浦东的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为研究视角,在阐析"十一五"期间,浦东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做法、成效,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强化异体问责,健全多元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方式,加强问责结果与问责事由的对应关系;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细化行政问责的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问责程序;完善绩效评估,奠定行政问责制的依据和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健全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中完善行政问责制路径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对于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依法规范行政问责的实施;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行政监督的效力;规范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现状及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诉求。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着问责的法律缺失、问责客体范围过窄、问责主体单一等困境,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来完善行政问责制:制定全国统一的问责制法律、扩大问责制的客体、厘清行政机关的职权和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     

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研究

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行政问责制是打赢公共卫生战役的重要举措,对于行政主体而言能够摒弃"官本位"观念和机械行政的惯性,同时也符合权责相一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有利于进一步塑造政府官员队伍负责任的良好形象.但是当前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表现出了诸多不足,如行政问责法律滞后、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等等.为此,从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制度体系与配套机制等方面入手,重构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对建立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有重要意义.     

问责文化建设路径研究——我国异体问责机制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而问责文化则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制的良性发展,需要问责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支撑。构建问责文化,必须多管齐下,要从加强官德建设、建设廉洁政治、增强责任行政意识、重塑政治良心、培养公民问责意识等方面着手,使负责成为一种良好的行政习惯,形成一种问责的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从"权力、管制政府"向"责任、服务政府"转型。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基层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及完善路径

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基层政府实施较晚,存在诸如主体缺失、权责不清、措施不规范、轻无为问责、监督不力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升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划清基层政府各部门权责界限,完善问责措施和政府绩效评估,还要在基层公务员的道德建设上下功夫。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探讨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重要机制。没有问责,责任就无法落到实处,而问责就需要明确政府的不同责任。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以法治为视角

西方发达国家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历来已久,在民主政治、文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堪称典范。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对我国的主要启示有,不断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注重异体问责和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断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问责力度。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论实行行政问责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实行行政问责制，对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追究，是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心、转变工作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它对于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和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点阶段，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存在着行政问责立法滞后、主体不清、标准不一、内容狭窄、忽视常态性问责等问题，因此，必须强化权责对等，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明确问责主体，扩展问责内容，注重问责结果的运用，促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国外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及特点分析

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发展后,一些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比较完备。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总结自己经验教训的同时,注意了解并借鉴国外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