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行政与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以德行政是对传统官僚制的超越,其价值目标在于运用道德的力量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共权力真正发挥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以德行政的关键在于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我们应通过逐步完善行政伦理立法,设置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优化行政人员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等途径,推动我国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行政伦理与责任

在变革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新的政治生态主题中,作为公共行政重要的实践场所和理论反思的良好契机,公共文化服务以其公共性和所涵盖的现代民主价值决定了行政伦理将是揭示其本质特征、价值诉求及其与行政行为关联的必要框架。从行政伦理的视角出发,我们将有效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中应有的价值规范及其意义、原因和可行性的实践方向。     

行政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

行政伦理的特质是什么 ?这是当代我国政府行政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行政伦理按其实质是一种责任伦理。但有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是政治的执行过程 ,因而 ,行政伦理就是政治伦理。行政伦理是否就是一种政治伦理 ,这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辨析的问题。行政本是指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行政伦理就是指公职人员管理公共事物过程中的伦理理论。在这里 ,行政伦理的主体已不是一般主体 ,而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公务员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他们与其他职业伦理主体比较 ,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 :首先 ,公共行政人员是公民的雇员。作为公共行政人员首先是公民 ,但是 ,公…     

公共行政伦理历史演变与现实走向

百年公共行政发展史中历经多次的范式转换,其实质是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变迁。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技术与理性的价值中立主义致使行政伦理的价值萎缩;新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张推动了行政伦理的价值复苏;新公共管理范式下严重的"管理主义"取向导致行政伦理的价值偏执;新公共服务范式下"责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政伦理的价值匡正。然而总体说来,每种行政价值范式都有所偏废,至今未能建立起包含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兼顾、公平与效率相平衡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成为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首要目标。     

西方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与研究视界

西方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一是缘于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一再对行政管理提出的严重挑战,行政伦理成为除法律手段之外抑制腐败的重要手段;二是西方行政学发展的逻辑必然。通过近几十年的研究,西方行政伦理大致形成了四个研究视界:一是从公共利益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公共道德的一部分;二是从决策及其过程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政治道德的组成部分,是行政过程和行政决策中的道德,是公共政策的道德;三是从价值理性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是行政活动和行政过程中的价值追求和实现;四是从方法论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是一种抑制官僚腐败,重振公民对政府信任和重建公共行政伦理秩序的方法。     

从公共行政人员角色变迁看行政伦理

在转型期 ,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缺失显得不可避免 ,尽管有各种解决方案 ,但行政伦理仍然不可或缺。但对“公仆”的传统定位无助于形成合理的对行政伦理的理解。引入当前政府治道变革中的“顾客导向”使得公仆的定位回归到应有的位置 ,在这个维度行政伦理同样重要 ,且有助于实现公众期望与公共行政人员行为的契合。在此基础上 ,行政伦理制度化刻不容缓     

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基于公共行政人员的多价值冲突分析

公共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存在多价值冲突现象,导致了行政责任的不明确性和行政活动的不道德性。造成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问题,就必须以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定位,提高公共行政人员对公共性的认识,正确引导与树立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取向。     

我国乡镇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研究——从公共行政的视角审视

乡镇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直接贯彻者,其伦理导向直接影响到基层的社会稳定以及基层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公共行政理念以公共责任承担和公共利益维护为价值追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行政伦理导向。在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过程中,以公共行政塑造乡镇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是必然要求。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道德的失约与制度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失范。因此,应当通过德性培育与制度约束来保证乡镇公务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导向。     

官僚制视角下的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

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人员人性发展的需要为伦理自主性的发挥提供了正当依据。它来源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但因受到以技术理性、效率至上及价值中立为特征的官僚制的制约，难以满足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从完善制度建设和加强伦理意识两个方向出发，保证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充分发挥。     

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就是政府管理要充分体现“公共性”,即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等要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因为公共行政的权力是公众所授予的,行政权力的存在和活动是为了实现公共目的,所以公共权力的主体在管理公共事务时,应该执行公共意志,谋求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的。本文论述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行政人员伦理价值追求的原因,价值蕴涵并提出了路径选择。     

关于政府成本理论与政府成本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在合理界定政府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政府成本理论,并分析当前政府成本领域研究中存在的诸如概念模糊、研究理念相对陈旧、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单一等问题。将突破传统地把行政管理建立在单一的政治学范畴,进一步拓宽到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在内的研究领域,并取得在政府决策、和谐社会建立、提升政治文明以及在同等资源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改善公众福利的效果。     

在解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直接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表达,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发现并论证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功能从上层建筑领域延伸到经济基础,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更深刻的存在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不是否定或者背离,而是继承、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非引渡制度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与六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引渡公约。同时,中国与这六个国家及其他很多非洲国家均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引渡的规定拓展了中非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修订了传统的引渡原则,确立了附条件的非双重犯罪原则和缔约国国内法允许情况下腐败犯罪为非政治犯罪原则,大力倡导简化和快速引渡程序的应用和实践。虽然目前这些影响都还局限在反腐败犯罪领域,但是其必将深刻中非刑事司法协助的广度和深度。     

道德失范与萧纲的“放荡”文学观

放荡文学观是南朝世俗享乐文化的一种文学陈述形式,萧纲的放荡文学观展示修身和为文的二水分流之势。道德束缚的松动铸成萧纲以新变为矢的,艳丽辞藻为表征的不拘礼法的文学姿态,推动了文学审美的精细化趋向。它促使文人更多地去关注真切的生命体验,并以儒教传统诗教的叛逆面目而成为唐代文人改弦更张的基础。     

生产-流通关系协调发展：理论与对策研究

在流通产业对现代生产发展的意义日益加大的同时,我国传统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发展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模块化时代的到来,生产、流通环节的专业化分工要求有更多的协作,分工的协调效率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我国生产-流通关系不协调,原因主要在于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需要,借助于产业链整合实现流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升专业化流通渠道的效率功能,是中国产业系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美国券商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述评

券商内幕交易行为是内幕交易行为的一种,但因其所涉主体的特殊性而成为证券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实体法角度而言,内幕交易作为一种证券欺诈行为殆无疑义,而券商从事内幕交易无疑也首先要从反欺诈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主要适用规则即著名的联邦10b-5反欺诈规则;从程序法角度而言,阻止券商从事内幕交易的关键在于中国墙的设置,这是一种设立于券商内部的信息隔离机制,也构成了券商豁免于反欺诈指控的抗辩。最后,对于传统上豁免于法律规制的券商证券分析活动,也因为存在卷入内幕交易的可能而在晚近被列为法律规制的对象,其主要的规制方法是程序性的,这不仅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而且也体现在一系列的行业自律规则和行业标准中。     

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政治学中的“民生”观和“民心”观,总结了保障民生、倾听民意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方针,挖掘了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和思想解放主张与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的内在联系,为当下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两项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历史注脚。     

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杭州国际旅游综合体为例

旅游产业集群形成动力主要包括内源性、外源性动力两种。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内源性动力是一种自发的内在力量,主要通过旅游集群能获取旅游产业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促进旅游产业集群形成;通过旅游产业集群能形成完善的旅游价值链,促进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成长;旅游产业集群使旅游交易成本降低、能产生知识溢出效应等促进旅游产业集群形成。旅游产业集群外源性动力主要源于政府旅游产业集群动机、政策、资金扶持及政绩驱动;旅游企业之间、旅游城市之间竞争及塑造旅游形象及品牌提升旅游竞争力等方面的力量促进旅游产业集群发展。     

美国“其他保险条款”诉讼：现状与未来

其他保险条款诉讼是一个已经困扰了美国法院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美国各州在司法上对该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存在差异。文章通过对美国有关其他保险条款冲突典型判例的分析,试图寻找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判例实践中所形成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解决其他保险条款冲突问题的判例规则及其未来在解决该问题上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解决思路,以此希望能为我国将来保险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对解决我国目前既无法可依又无章可循的其他保险条款诉讼提供可资借鉴的法律原则和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