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行政规则

行政机关为更好的执行法律、法规往往会制定大量的行政规则。这些行政规则理论上不对外产生效力,但通过具体行政行为这一载体,行政规则在实践中已对行政相对人以及司法产生了影响。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对行政规则作出回应,尤其是要建立对行政规则的司法审查。     

言论广场

薛刚凌教授:依法行政重在制度建设毛寿龙教授:新执政理念的体现与规范于安教授:贯彻落实《纲要》要实现“三个转变”应松年教授:本届政府把依法行政从行动上升为纲领贯彻落实《纲要》,要实现“三个转变”:1、行政治理方式的转变。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是行政治理方式的彻底转变。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事事讲规则,树立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行政观念改变,一事一办的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改变按照个人好恶甚至按照感觉作决策的分散性不确定性和武断性。2、行政决策依据的转变。依法行政要求以合法性作为行政决定发生效力的主要条件。部门地方和单位的“…     

平台规则效力判定标准的重构

平台规则是平台治理的依托,通过对其效力的控制,可以有效保障用户利益,优化平台生态。现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关于平台规则效力的判定标准存在认知错误,难以应对网络新问题和实现平台治理优化,需要予以重构。在数字空间,受平台公共属性强化、平台组织化、社会关系与平台规则相互嵌入、平台规则具备强制履行性等因素影响,平台规则已经成为嵌入算法的新型规则,处于合同与法律的过渡地带,特征更趋向规范性文件。平台规则的效力判断不能直接套用格式条款效力判断规范,而应有限借鉴行政规范性文件等的效力判断标准,从主体权限、程序、实体内容三方面加以考察。当平台规则“权限”越位,违反制定、修改、提示程序,或内容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赋权均衡原则、比例原则、非歧视原则时,相应条款应属无效。     

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的效力等级

目前常常碰到的问题:部门(国务院各部委)规章和地方规章(特别是省级政府规章)发生不一致时,谁的效力高的问题。这就需要明确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的效力等级。对此,我国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由于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数量众多,关系复杂,要确定两者之间的效力等级,不宜采用简单的扬此抑彼的办法,而要从考察具体的规章入手,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办法。我国目前现行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以其制定的目的和内容为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为直接执行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而制定的执行性的规章;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为履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责确定管理对象一定的行为规则而制定的自主性的规章;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补充性的规章。     

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呼唤执法公正的积极回应,也是行政机关抵御社会资本侵蚀实现自我保护的切实需要,体现出规则之治意识的觉醒,理应成为转型中国核心的行政裁量控制术。裁量基准的智识资源更多来自地方性知识而非行业性智慧,应当承认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所拥有的基准制定权。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律拘束力辨析的意义日趋弱化。对行政裁量基准诸多理论悖论及其消解的探究,能够为裁量基准课题研究的及时转向扫清障碍。     

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规则化

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改革中,普遍采用了"制定实施细则"、"规则细化"这类用详尽的规则将裁量权具体化、细节化的方式,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细致入微、不留余地的程度。尽管规则细化具有良好的出发点和切实的效力,但过度使用仍然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从根本上说,促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良好行使不能单纯依靠规则,在考虑多方面因素和措施的基础上形成控制裁量权的综合体系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软硬法混合治理的规范化进路

公共领域的软硬法混合治理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也被认为是应当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然而,以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软硬法规则的运用为例,可以发现实际运行的混合治理模式存在法治紧张问题:“名义软法”混合“实质硬法”现象大量存在,且制定主体泛滥,制定程序非公开,规范效力不明确。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是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行政规则进行统一规范。对软法性质和硬法性质的行政规则,在文件名称、发布主体、基本程序、规范效力等方面应提出不同要求,并使其接受相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     

江必新:构建“三位一体”的行政法治规则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同时也是行政法专家,江必新对司法理论与实践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要构建"三位一体"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规则即:政府为民谋福、保障国民自由和权利,是行政法的第一规则;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是第二规则;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是第三规则,主张重新建构行政行为理论体系和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困境解决的法治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举债及担保禁令刚性约束以及地方政府缺乏硬预算约束等法治环境原因。国外地方政府性债务应对的法治机制警示我们:有效管控次级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机制与国家结构形式、分税制完善程度及资本市场成熟度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应当以满足地方正当公共投资为目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长效机制为构建以《地方财政责任法》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规制。     

论行政规则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

行政规则可称为内部规范性文件 ,①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规则具有约束下级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 ,而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服从的义务必须遵守行政规则 ,从而使得行政规则具有了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 ,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不可忽视对行政规则的审查 ;对合法有效的行政规则应该在裁判书中适当地加以引用。     

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机制之衔接研究

围绕着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我国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为公共利益提供全面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机制之间应如何衔接的难题。衔接规则的缺失会引发不同机制功能重叠、相关主体角色错位、权责不明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功效的发挥。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多维衔接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本质上是行政权能和司法权能的优化配置问题。基于二者的权限划分与功能定位,结合我国实践和域外经验考察,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应当遵循"行政救济优先于司法救济"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通过明确政府索赔权的适用范围,确立行政执法的优先性;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的前置条件,确立行政救济的优先性;通过完善具体的诉讼程序规则,确立"先行后民"的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模式。     

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对此应起到基础性的调整作用。对于抽象行政垄断行为,反垄断法可以起到上位法的作用,作为否定下位抽象垄断行为的依据。而从事具体行政垄断行为时,行政机关实质上具有市场主体身份,相当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适用反垄断法关于支配地位滥用的规制方法,而并没有提出反垄断法上全新的理论问题,其主要意义是宣示性的。目前我国相关立法最需完善的是相关的责任制度以及执行机制。     

论中央部委间关系的协调

中央部委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难以凭一己之力单独执行政策,必须有其他部委、地方政府及地方各部门的配合,形成合力来实现行政目标.在法律有冲突、职能存交叉、部门本位主义、缺乏宏观引导的境况下,多个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间常有矛盾,政策执行过程也时有冲突.因此,协调中央部委间关系的路径在于：优化法治环境,法律主动介入协调；优化组织结构,明确部委职能；平等信任兼容,建立常设协调机构；多方协同联合,成立独立机关或合理授权；规范政策制定和执行程序,促成部委间关系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临时性许可上升的法律问题——透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职权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做好涉及临时性许可的政府规章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工作时,首先要正确理解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原意,“一年”的期限是地方政府就临时性许可提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启动立法程序的期限;同时还要主动把握立法权限和时机,对临时性许可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再审查”,切实履行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责。     

论行政协议

与行政合同不同的是,行政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对等性行政契约。它的缔结,主要是合作各方的事,中央政府无法越俎代庖。但行政协议法这一制度平台是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构筑和提供。只有制定行政协议法,中央政府才能对地方政府的协作实现法律监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也才能稳固和得到法律保障。     

论入世与中国行政立法司法审查制度之完善

对于中国而言,“入世”的过程与其说是经济与世界接轨的过程,还不如说是政府行为与世界接轨的过程;WTO规则与其说是市场规则,还不如说是政府规则;而任何形式的政府规则,都应当导向于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法治政府,或者说,有限且有效政府。从司法审查与行政立法、WTO与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以及建立与WTO要求相适应的司法审查制度等三个层面对WTO与中国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进行探讨。     

关于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思考——以“躲猫猫”为例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之中,它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石和灵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等快捷传媒促进了公众与政府的互动,使公众的参与意识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一些个案也折射出新的形势对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如何进一步保持并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理论、体制和社会三个层面着重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并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作为非正式行政救济的监察专员制度:比利时联邦的经验

比利时联邦监察专员制度被视为一剂针对行政国家"大政府"的"解毒药"。向联邦监察专员申诉作为一种便捷、可信赖的行政救济,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一种补充性的非正式法律救济机制。其对申诉处理的有效性得益于机构独立、程序公正和责任有效的制度保障。当下这些成功的制度条件难以系统移植,但其技术性规则可供借鉴。最为重要的是其成功经验背后蕴含的制度理念能够作为检视和反思信访救济的线索。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主体、模式与规范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具有试验性。作为试验立法,需探讨立法主体、模式和运作规范三个问题。行政程序应该属于中央立法事项,按照“试验立法权逐级下放”原则,应由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有越权之嫌。试验立法的对象是实体与程序法律规范,不是法的表达形式,选择立法模式应综合考虑可操作性、立法效率与评估可能性等因素。据此,“法典模式”虽备受关注,但未必是最妥帖的方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恰当模式应当是“类行为法模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自主、自发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无序性,将来可在鼓励地方自主自发立法的基础上,围绕立法计划,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有计划地安排和推进,并建立相应的运作规范。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监督研究

本文从完善地方政府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决策和执行环节的监督,制定地方行政程序条例,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五个方面,对新时期加强地方政府行政监督问题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