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会馆——“舍宅建馆”说考证

正20世纪90年代,北京地方史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会馆热",许多专家学者及地方民俗专家纷纷对北京特有的会馆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民盟盟员、北京民俗专家白鹤群先生等编著出版的《北京的会馆》一书,最先收集整理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的全台会馆的资料,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台湾会馆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北京的会馆》一书是这样介绍全台会馆的:"全台"会馆一词是依据全闽会馆而来。全闽会馆即福建会馆,全台会馆即台湾会馆。史料上记载全台会馆文字不多,仅《北京史苑》第四辑     

北京台湾会馆史话

北京台湾会馆史称“全台会馆”，建于1890年前后，原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后迁至前门大蒋胡同127号，现为崇文区大江胡同114号。     

北京的台湾会馆

明清时期,在京城建有多个全国各地的会馆。北京的会馆始于明代,清代是北京会馆的重要发展时期,会馆到清末才走向衰败。明代的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以后,北京即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许多外地人到北京做官、经商,而且从明永乐十三年科考开始,北京作为中央考场,全国各地的举子一般每3年要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试,因此设立会馆,便成为外省人士在京城生活、工作的一种需要。台湾在北京设立会馆,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正如当年分巡台湾道刘璈在报请购建全台会馆的呈文中所说:"在都城购建全台会馆,以备台湾会试举人及供职于京者,藉以居住。"自即期起,《台声》将刊登北京台湾会馆里的故事。     

台湾会馆见证两岸百年风雨情

一百多年风霜雨雪,台湾会馆承载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百年间,许多人在台湾会馆留下了他们割舍不断的情愫。史上以台湾名义在京城建有两座会馆,一座是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的全台会馆,其旧址在本世纪初宣外地区旧城改造时已被拆除。另一座就是保留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位于前门外大江胡同114号的台湾会馆。     

百年台湾会馆重张 京台交流再续新篇

金秋十月,应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邀请,笔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前门的台湾会馆。台湾会馆,史称全台会馆,始建于1890年前后,原址位于宣武门外,后迁至现址——前门大江胡同114号。台湾会馆原是一个占地仅有540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2009年开始,会馆进行全面修缮并扩建。现台湾会馆为地上地     

中华魂·京台情（上）——台湾会馆：百年记忆中的那一缕乡愁

北京台湾会馆（史称全台会馆）始建于1890年前后，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后迁至崇文区大江胡同114号。 北京台湾会馆是100多年前台湾同胞在京城建立的活动场所。是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它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历史，也留下了台湾同胞在京生活的印迹。     

台湾会馆的家、国、梦——写于重张四周年之际

<正>台湾会馆史称"全台会馆",始建于1890年前后。昔年为在朝为官的台籍官员购置,原址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后移至前门大蒋胡同127号,即今日大江胡同114号。2010年5月,这座已有百多年历史的台湾会馆在北京最为繁华的前门地区重张。复建后的台湾会馆,既具有北方民居建筑风格,又不失闽南文化元素,三     

台湾会馆:百年记忆中的那一缕乡愁

北京台湾会馆(史称全台会馆)始建于1890年前后,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后迁至崇文区大江胡同114号。北京台湾会馆是100多年前台湾同胞在京城建立的活动场所,是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之一。它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历史,也留下了台湾同胞在京生活的印迹。 5月7日,北京台湾会馆重张并举办《中华魂·京台情》展览,旨在通过重温百年京台交流的历史,铭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携手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     

居京的第一代老台胞

“会馆文化”是中华文化颇具地方乡亲特色的民俗文化之一。北京台湾会馆所蕴涵的文化，可以表述为：以反对马关条约“五人上书”事件为代表的，台湾同胞继承中华民族爱国、爱乡的传统。清代割台后，“台湾会馆”虽长期销声匿迹，但“台湾会馆”所蕴涵的文化依然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北京台湾会馆旅京台胞的共同财产

2007年5月，本刊曾刊登亲历北京台湾会馆房产解决问题的老台胞陈炳基先生口述回忆文章。现将当年口述一文录于此，以纪念北京台湾会馆重张。并再次致谢曾为北京台湾会馆产权归属努力过的每一个人。     

台湾会馆的鲜活与重生

“陈水扁时代,大搞‘文化台独’,就是想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脐带。台湾会馆不正是对‘去中国化’的最大答复吗？如果台湾跟大陆没有关系,那么台湾会馆又从何而来？台湾会馆留下的是一个历史见证。”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在台湾会馆座谈会上如是说。     

台湾内渡文人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以台湾进士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为例

本文从台湾进士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1895年离台内渡以后在福建及其邻省广东、江西之种种遭遇,记取清末民初的某些社会变迁和某些社会问题:新学兴起与科举变革,“癸卯学制”、废除科举与私塾、学堂的改良,以及诬讼、迷信、烟赌、教案、械斗和“银贵钱贱”。本文认为,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诸人在大陆身处和面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勉力维护“新政”、改良社会,其顺应潮流、追求进步的事迹值得纪念。     

志士仁人道义交——爱国诗人许南英与丘逢甲的友谊

许南英(1855—1917年)和丘逢甲(1864—1912年)都是清末台湾进士,著名诗人。他们在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时奋起组织义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兵败后他们被迫先后内渡回到祖国大陆。许氏、丘氏相识数十年,聚散不常,而交谊不断。许南英的诗集《窥园留草》,收诗1039首,附词59首,是他的哲嗣、著名文学家许地山在1933年编印的。此书只印行500部,流传极少。吉光片羽,值得珍视。现在试从《窥园留草》、《岭云海日楼诗抄》等书查考许氏、丘氏他们之间交游唱和的情况,一则简介《窥园留草》的作者许南英,一则借以观察丘逢甲思想生平的一个侧影。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记我的曾祖父汪春源先生

我的曾祖父汪春源先生，是台湾近代史上的知名诗人和爱国志上。清治末期，汪春源、施士洁、许南英、丘逢甲等一批乡绅名土吟诗结社，共襄风雅，形成全台最具影响的作家群。乙末（189年）割台，汪春源与诗友们纷纷参与抗日保台义举，表现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坚毅不屈的民族气节。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号柳塘，台南府安平县（今台南市）人。光绪八年（1882年）考取秀才，戊子（1888年）中举人，癸卯（1903年）中进土。工待工文亦工书法，著有《柳塘诗文集》（已佚）。其生平事迹，见诸《台湾省通志》、《台南市志》…     

连横与台湾南社——兼谈台湾南社与南社总社的关系

赵沛霖在《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3期发表《关于台湾南社的初步认识》一文(下简称赵文),根据台湾爱国诗人许南英著作中的资料,探讨了台湾南社(下简称台社)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一研究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正如赵文末段所说,该文“主要论证了台湾南社是否存在和其他一些零星情况”,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资料和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由于赵文所据资料,仅是许南英1912、1916年两次返台时与台社诸人唱     

爱国奉献鞠躬尽瘁 追求光明死而后已——许寿裳先生追思会暨学术报告会侧记

2月18日，北京前门台湾会馆。 硕大的会议大厅，此刻正沉浸在一片思念与怀想之中。 主席台背景墙上，欧阳中石题写的“许寿裳先生追思会”8个大字，道劲、恢宏；会场四周，由一块块大型宣传板连接起来的，昔日先生那矢志民族振兴、投身台湾教育、鞠躬祖国统一的奋斗不息的身影，再现在我们眼前……     

《台湾会馆与同乡会》在京发布

5月17日，由北京市台胞联谊会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会馆与同乡会》出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毅夫、北京市台联会长苏辉、北京市台联党组书记汪明浩出席发布会。《台湾会馆与同乡会》是北京市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关于北京台湾文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湖广会馆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先生(上)

1994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同志视察京城湖广会馆修复工程的消息,文中提到:“民国以来,湖广会馆成为政治活动重要场所。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这一年8月25日至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先后五次到湖广会馆,留下了这位伟大革命先驱的足迹。”笔者读到这里,不由得触及对一段往事的记忆,那就是80年代中叶,我在采访、撰写《梁漱溟问答录》一书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曾多次提及湖广会馆的事,因为他是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     

试论晚清台湾词的文学意义及文化意义

清代是词学的全面复兴时期,然而海峡东岸的台湾在人清之后的前二百年里却没有产生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词人.到了晚清,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同时出现了许南英、施士洁、洪弃生和林痴仙等本土词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晚清台湾的历史风云和沧桑剧变,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生平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创作.晚清台湾词的文学史(词史)意义突出体现在“词史”与“词体革命”两个方面,而历史文化意义则主要体现在“台湾情结”和“爱国深情”两个方面.晚清台湾词作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不应被词史研究忽视.     

修缮会馆 创建平台

近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尤兰田与全国台联联络部长杨毅周、市台联党组书记刘宪苏等一起视察了北京市崇文区台湾会馆修缮情况。尤兰田指出，要真正把台湾会馆打造成“京台政治文化经济交流基地”和“台湾同胞在北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