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律师望而兴叹--律师提前介入的若干法律思考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规定为侦查阶段 ,但是并未明确律师在该阶段的地位 ,律师在该阶段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会见权也未在实践中获得保障。为了切实贯彻《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精神 ,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 ,在实践中保障律师为实现辩护权而拥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会见权。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有效实现控辩平衡

刑事辩护制度最能体现司法公正,平衡的控辩关系能促进法官中立,满足刑事实体公正的要求和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1996年的刑诉法在辩护制度上虽较1979年的刑诉法有所进步,但律师的辩护权仍受到较大的限制,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增强辩护权以实现控辩的相对平衡,进而实现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     

论我国有效辩护制度之构建

在对抗制国家刑事诉讼体系中,代表被追诉人的辩护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辩护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刑事案件最终的实体结果。因此以有效辩护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制度体系是刑事辩护律师实现有效辩护的保障。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突出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如何尽快提高辩护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的辩护就愈显重要。     

律师程序性辩护之初探

程序性辩护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它是指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享有的向法庭提出程序性请求,从而影响或改变审判程序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辩护律师的排除证据申请权、程序选择权、终结审判申请权和程序抗辩权。程序申请权是辩护律师进行程序性辩护不可或缺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程序申请权没有作出系统的规定。因而,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并逐步在制度上加以完善。     

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仅仅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是无法很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根本的做法应当是,取消"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与"辩护律师"在称谓上的不同,而统称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赋予律师以辩护权以及在侦查阶段即赋予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立法不足,这对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立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构想

自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修改以来,律师因刑事辩护而遭无端刑事追诉的情形时有发生。面对我国因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立法缺失致使律师执业屡遭不测的现状,笔者在考察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并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初步构想。     

程序正义：公安刑事侦查的新坐标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把改革的重心转向对案件质量有更大现实影响的审前侦查程序阶段,涉及侦查权限的变更占到了60％以上,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司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新坐标。公安机关积极应对刑事诉讼侦查正义的更大挑战,应着力把握规范侦查行为、提升侦查质量、强化侦查监督等重点环节,从刑事侦查的基础、关键、保证等要素上体现程序正义。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律师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等重大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严重和诉讼观念陈旧.我国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赋予律师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保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保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我国行政程序制度与行政程序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法制程序化的问题提到世人面前 ,程序控权的理念引起政治学家和政界的注意 ,研究程序正义价值的人逐渐多起来。 80年代中期 ,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程序法 ,关注“法律中程序的价值”,国外的行政程序法典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和日本行政程序草案也先后介绍到中国。程序正义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法律明确规定 ,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法院可以判决撤销 ,并可以判决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从此违反法定程序成为撤销判决…     

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程序正义

当代任何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都重视程序。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对于程序正义原则的坚持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还存在着诸多挑战。只有将公共政策制定中程序正义的基本理论与我国国情联系起来,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坚持理论创新,才能建构起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制定中程序正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浅析我国指定辩护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程度。指定辩护是指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下,为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协助被告人进行辩护。它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对于实现实质上的控辩平衡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容辩驳的意义。分析指定辩护制度的基本理论,揭露其在实践方面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有助于这一制度实现其应有的诉讼价值。     

论刑事法官法庭调查程序中的介入权

在刑事法庭调查过程中,由于庭审参与人法律知识欠缺、庭审经验不足、庭审诉求特殊等原因,常出现庭审活动偏离主题、庭审失序等现象。为查明案件事实、提升庭审效率、给予弱势方诉讼关照、彰显法官正义形象,法官应依职权行使庭审介入权。法官介入庭审调查程序的方式主要包括制止不当发言、介入式补充发问、处置异议等。法官庭审介入权既不能“缺位”,亦不可“越位”。其行使应以查明事实为中心,秉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原则,把握必要限度,尽力促进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律师的有效辩护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得以正当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帮助其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为其争取最大限度量刑优惠的关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效果不甚理想。为了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需要厘清司法实践中律师有效辩护的现实阻碍,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特有的程序机制,通过适当转变律师的辩护策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控辩平等的量刑协商程序以及完善律师辩护权利的救济机制等措施,来推动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     

和谐语境下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完善

刑事侦查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其合理建构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功能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缺陷主要有侦查机关权力过大,司法性的缺失,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不高等。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目的,完善刑事侦查程序。     

全国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之程序障碍及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在程序层面存在障碍,这是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现实受阻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程序障碍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对我国法案提出模式进行总结——"机构主导,代表参与"。现行模式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价值,但基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以及缓解立法专业性与立法民主性张力之需,我们应当进一步释放人大代表的立法提案权。加强人大代表立法提案权行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主动衔接,消除程序障碍,保证人大代表法案提出通道的畅通,是完善人大代表立法提案程序的可能途径。     

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正义维度思考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对于正义的追求,既涉及到事实发现的真实性问题,亦涉及到程序自身的建构问题,所以,过程与结果的伦理性考量就成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正义实现的关键因素,而程序利益的合理配置与运行则是这两个方面正义实现的基础和支撑。     

论我国行政补偿程序的完善

行政补偿作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一种机制,其程序带有很强的协商谈判的色彩。国外行政补偿有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两种,其中,行政程序以协商为主,司法程序以民事诉讼为主。相比之下,我国行政补偿程序更强调行政性,在实践中,容易对公民权益造成损害。应加强行政补偿程序的专门立法,同时健全现有法规,完善我国行政补偿程序,保护公民权益。     

国家赔偿制度之程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虽然在施行之初保护了人民的合法权利,但现在的不完善已经影响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影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正确行使。本文对国家赔偿法划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部分,并对它们的现状作简单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刑事法律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辨析

程序正义近年来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引起许多争论与探讨，就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关系，各种观点百家争鸣，而该问题不仅为诉讼理论问题，且关系到诉讼中人权保障、诉讼模式等一系列实质内容，若抛开法律文化背景与法制现状，一味强调程序优先或过分坚持实体优先，均有失偏颇。在刑事法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中，如何能够使得两者不会由于陷入“纳什均衡”而导致法律功用的削弱，就成为我国能否真正走向法治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