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五)

<正> 在朝鲜与彭德怀的交往我的军事新闻工作生涯,在朝鲜的一段应当说是最富意义的。其一,当时朝鲜战事是世界的焦点;其二,我们总分社在志愿军总部工作,我经历了最紧张的工作日程;其三,也是最令我难忘的一点,是在彭德怀司令员身边写稿。1951年7月,普金去开城谈判地不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四)

<正> 1950年11月底,我接到命令,赴朝鲜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下简称总分社),协助总分社社长普金工作。这正是组织上调我来新华总社的目的。在我进行入朝准备期间,三野的主力9兵团已从山东开拔,直接入朝作战。第一、二次战役打得很漂亮,第三次战役又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十)

<正> 共和国历史上有段岁月叫作“四清”(后段改称“社教”),时在“文革”前的1963年至1965年间。由于“文革”的荒唐,过来人在回顾、反思历史时,往往淡漠了“四清”的实践与影响。从我的感受看,“文革”固然疯狂,但属于人们已普遍发昏,社会陷于非理性的闹剧,而“四清”则是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通过整个党政系统有组织进行的,参予者无不认真,甚至可以说是清醒的。所以,“四清”更能反映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以及体制的特点。我所在的内参部曾花了很多精力服务于这项“中心工作”。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七)

<正> 五十年代新闻界的两种声音我自抗战初参加革命,始终没有离开过记者和编辑职业,当了一辈子报人。在晚年,当我听到报纸“办得呆板”、“有失客观”,都是“新华体”的议论时,心情感到挺沉重,不能不多次反思。据我在新闻战线五十年的经历看,我们党领导的新闻工作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定型,中间也经过了探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十三)

1970年7月1日,我正式在新华社甘肃分社上班。我长期从事军事和内参报道,很想转到全面的新闻岗位上,1956年曾有一次机会,总社任命我为福建分社社长,途经上海时胃病大发作而未能到职。这次来甘肃前,我已四年没干工作了,自然是加倍地使出“老牛”劲头。然而,事情的悲剧性恰恰是,此刻正赶上“文革”后期,我们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处于紊乱状态,政策反常而多变,革命与生产相互打架。决策者几乎每年都有不同以往的“战略部署”,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全面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八)

<正> 三年困难时期的内参工作 1959年上半年,我奉调到国内部内部参考编辑组工作,算是负责人之一。此间,国家开始进入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内参工作亦处于尴尬境地,面临着调整和重新定位的难关。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

取名“生命记录”的口述史栏目与读者见面了。我们推出的首个口述者为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夏公然先生。他自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办报,身临前线报道了山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后曾任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负责人、解放大陈岛记者组组长、新华社军事组组长,尤其自60年代初起长期担任新华社内参部主任一职。一生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并与彭德怀、张爱萍、彭柏山等人多有接触与交往。夏公然身为记者的同时还是一位全身心为理想奋斗的革命者,他的口述既透露出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又客观地反映了那一代职业革命者的心灵轨迹。可以说是从特殊的职业、岗位反映了所经历的特殊年月。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口述是他在保留下来的大量采访笔记和历次运动中思想检讨的基础上回忆、整理而成。我们以为,这样的口述格外地真实可靠。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

<正> 1963年前后,人们刚刚走出忍饥挨饿的困境,日子趋于安稳。全国上下,于政治运动方面展开“四清”与“五反”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道德方面掀起了一场革命化高潮。各行各业不断推出供人们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先进典型,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大学毛著,风潮涌动。上至各级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把政治挂帅、改造思想、兴无灭资、反修防修挂在嘴边,流行的一句话叫作:把毛泽东思想扎根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十四) 离休前后的岁月

<正> “文革”开始后,新华社停止了招人,我刚到甘肃分社的时候,记者加上行政人员统共也就十多位,人手少年龄亦趋于老化。1972年后,报道业务量增大,记者队伍人员不整、青黄不接的矛盾更加突出,总社放开了人员冻结政策,允许各分社物色记者人选。当时大学停办,没有文科毕业生,所实行的政策又是重阶级成份,因此,各个分社多从优秀的工农兵通讯员中选才,以应一时之急。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三)辗转华东的战地记者

解放战争期间,我作为新华杜华中(后改为华东)前线分社的战地记者,同时担任华野六纵(即后来的三野二十四军)新华支社社长兼《火线报》社负责人,随军采访了苏中战役、山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经历、见闻不可谓不多,但对于我的内心来说,那都是汗、血、泪组成的梦魇,这可能是个性使然。我从不谈过去,对我的老伴也如此,现在,我离那些牺牲于战争年代的同志越来越近了,记下几笔,让他们知道我从未忘记过去。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二) 在彭柏山领导下办报

<正> 1940年11月初,我应约与一位叫徐庆云(后改名林子平)的同志联系。我在上海卡德路大华电影院门前与他见面,他问了我许多,如有关对革命和抗日的看法以及我的家庭职业等问题,然后约定了下乡时间。1940年11月12日,我在徐庆云带领下,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参加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改为新四军六师)。当时东进报社驻在无锡湖塘桥,负责人是江抗的宣传科长谭启之,后来报社又受中共路东特委领导。报纸既刊登总队有关材料,也刊登地方工作的情况,我常看到特委领导顾克如写有关地方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十三)在甘肃十年的是是非非

1970年7月1日,我正式在新华社甘肃分社上班.我长期从事军事和内参报道,很想转到全面的新闻岗位上,1956年曾有一次机会,总社任命我为福建分社社长,途经上海时胃病大发作而未能到职.这次来甘肃前,我已四年没干工作了,自然是加倍地使出"老牛"劲头.然而,事情的悲剧性恰恰是,此刻正赶上"文革"后期,我们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处于紊乱状态,政策反常而多变,革命与生产相互打架.决策者几乎每年都有不同以往的"战略部署",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全面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朝令夕改,昨是而今非.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十一)内参视野中的“革命化“高潮

1963年前后,人们刚刚走出忍饥挨饿的困境,日子趋于安稳.全国上下,于政治运动方面展开"四清"与"五反"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道德方面掀起了一场革命化高潮.各行各业不断推出供人们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先进典型,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大学毛著,风潮涌动.上至各级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把政治挂帅、改造思想、兴无灭资、反修防修挂在嘴边,流行的一句话叫作:把毛泽东思想扎根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目的是通过每个人思想、行为的革命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面貌来.我及我周围的同志,大多以虔诚的态度实践着革命化的要求.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十二) “文革”对我的洗礼

<正> 1966年初,“文革”之火点燃之际,我刚从内参部调任分管部主任。在内参部期间,因我多次背过“右倾”的批评,不免产生一种落伍感,心存焦虑。“文革”一来,我的头脑随之发热,暗暗要求自己踏准革命的节拍,自觉接受洗礼,争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十)我所经历的“四清“

共和国历史上有段岁月叫作"四清"(后段改称"社教"),时在"文革"前的1963年至1965年间.由于"文革"的荒唐,过来人在回顾、反思历史时,往往淡漠了"四清"的实践与影响.从我的感受看,"文革"固然疯狂,但属于人们已普遍发昏,社会陷于非理性的闹剧,而"四清"则是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通过整个党政系统有组织进行的,参予者无不认真,甚至可以说是清醒的.所以,"四清"更能反映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以及体制的特点.我所在的内参部曾花了很多精力服务于这项"中心工作".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八)三年困难时期的内参工作

1959年上半年,我奉调到国内部内部参考编辑组工作,算是负责人之一.此间,国家开始进入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内参工作亦处于尴尬境地,面临着调整和重新定位的难关.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七)五十年代新闻界的两种声音

我自抗战初参加革命,始终没有离开过记者和编辑职业,当了一辈子报人.在晚年,当我听到报纸"办得呆板"、"有失客观",都是"新华体"的议论时,心情感到挺沉重,不能不多次反思.据我在新闻战线五十年的经历看,我们党领导的新闻工作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定型,中间也经过了探索、争论和调整,至于后来为何形成了为人垢病的模式和风格,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过来人也无可回避.我将自己在50年代所经历、所感受的转折过程说一说,让读者了解到,当时领导新闻工作的刘少奇、胡乔木、陆定一、邓拓等人以及众多的新闻界同仁,曾有着许多按新闻规律办报的真知灼见,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其中不少见解,就是放到今天亦不显过时.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九) 内参反映“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正> 在我的内参生涯中,印象至深者莫过于反映包产到户问题。这不独因为,包产到户是困难岁月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政策争论及政治交锋的焦点,前后反反复复历时一年多;也不仅仅由于内参偏袒包产到户的态度受到毛泽东的指名痛责,“文革”中构成新华社“十七年”黑线及我本人反毛主席的主要罪状,使我荒唐地当了一回刘少奇的“后台”;还在于,我所拟定的标题“只要民富国强,何惧包产到户”成为见证一段历史的标志。我这个当了一辈子“工具”和“喉舌”的人,居然大胆妄为地冒了一回灵感,虽事后招来祸端,但终归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称得上是是平生值得欣慰的一段阅历。1962年间,在内参组工作心情是异常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四)“三八线“上的生死采访

1950年11月底,我接到命令,赴朝鲜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下简称总分社),协助总分社社长普金工作.     

激情岁月中的清白墨迹(六) 调查“大陈浩劫”与经历“肃反”

<正> 1954年初,我从朝鲜回国后,重新在总社负责军事组的工作。这时候中央在军事方面的注意力集中到解放浙江沿海以大陈岛为中心的台州列岛上。大陈岛距大陆仅几十公里。国民党政权视其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袭扰大陆的基地,护卫台湾的屏障。”事实也是如此,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大陈的存在,给浙江沿海的和平建设造成很大麻烦。所以,中央决定拔除这颗“钉子”。我们军事组在报道中感到,我军的准备工作和实施过程可谓慎之又慎。这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