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现象,这又成为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危害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论资源配置过程中竞争与腐败的关系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计划 (或行政命令 )与市场 (或竞争 )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存交错 ,由此导致大量的不充分、不正当竞争 ,这为腐败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要控制腐败 ,就必须控制资源配置的过程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引入自发的客观强制力量———公开、公平、充分的竞争 ,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     

关于基层腐败的若干问题探究

反腐败的过程中,单纯的惩处高官腐败并不能有效的解决群众感觉到的官员腐败问题,而与群众接触紧密的基层,其腐败危害之大,负影响面之广,令老百姓深恶痛绝,所以在不放松查办高中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同时要高度关注基层腐败,这就需要我们分析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采取各种方法去遏止、预防和打击基层腐败。     

抑制腐败的可靠选择

抑制腐败的可靠选择马庆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中提出，要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决反对腐败。能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关系到中国改革的前途，关系到市场经济建设的成败。反对和防止腐败，这是党内党外都极为关注的大问题。但认识...     

腐败治理：解释框架、逻辑基础与制度设计

从经济学角度探寻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分析视角。官员接受政府委托,成为政府代理人,他们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是否进行权力寻租,常常会在成本-收益之间进行博弈,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人的选择问题。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涉及腐败行为暴露概率和暴露后果两个重要的终极变量,这两个变量的计算结果将影响到腐败行为的选择。这为腐败治理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路径:一方面要加大腐败行为的暴露概率;另一方面要提高腐败行为暴露的代价。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的情境分析

在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生成中,从腐败犯罪动机的产生到犯罪行为的实施,并非行为人单方面作恶的结果,其间还存在企业组织在与民营企业家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腐败犯罪动机外化的犯罪情境的刺激。这一犯罪情境的形成不仅与各种具体的外部客观事实作用相关,也与行为人对这些客观内容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最终这一犯罪情境促成行为人形成具有具体指向性的腐败犯罪动机,并将其转化为外在的事实性侵害行为。     

警察腐败的心理分析

警察腐败的实质是警察权力的腐败,其包含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滥用职权;二是谋取私利。警察的权力基础是警察腐败的前提条件,谋取私利是警察腐败的直接目的。研究警察腐败行为有必要考虑警察腐败的心理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警察腐败的心理演进过程:警察腐败的初期心理,中期心理,末期心理。     

对惩治腐败的几点思考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彻底根治腐败这一社会毒瘤。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消除腐败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对反腐败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看到,当前在我国腐败现象的严     

防治腐败:环节论

腐败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大致可分为腐败意识的萌发、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腐败后果的形成这样前后相继、相互关联但又各有区别的三个环节或阶段。是故,要想有效防治腐败,就必须相应地采用思想教育、制度规范和严加惩处三种方略。     

执政党反腐败的根本是防止权力腐败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提出了建立权力运行机制的新论断,这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对于有效防止权力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执政党权力腐败的特征及其表现。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内一些人所以能搞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一条件,利用了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此,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权力腐败,也称权力寻租,即在私欲的推动下,权力迅速成为实现不正当私人…     

腐败根源的深层理论探究

腐败是与权力相伴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权力与腐败有着深层次的关系,腐败是权力非公共运作的必然结果,权力主体的自利性、权力本身的可获利性及运作过程中的失控,是产生腐败的深层理论根源。     

集体腐败及其产生的原因

腐败现象本质上是权力的蜕变,是权力在行使职能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行为。当前腐败现象的新特征是集体腐败。集体腐败既是腐败的一种重要类型,又是腐败的一个总体特点。由于集体腐败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因此,它的危害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分析集体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将使治理集体腐败的措施更具针对性,从而达到彻底治理集体腐败的目的。     

“腐败的资格”

近来,不时有人提起“腐败的资格”:“你说人家搞腐败呀,人家有那个资格,那叫待遇!”——这是讽刺;“你说腐败人人都会搞?我看你就没有这种资格。”——这是揶揄;“什么?让我自查腐败的表现?不是高抬我了吧。咱哪有那个资格呀!”——这是不满。讽刺也好,不满也罢,话说得未必中听,情绪也不见得很对头,但话俗理不俗,搞腐败确实存在着资格问题。     

当前腐败案件频发的主客观原因浅析

在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拥有一定的各类稀缺资源配置权,但同时也面临着由此带来的各种诱惑的考验。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坚守党纪国法,合法有效地行使着各自的职权,但也有不少领导干部利欲熏心,抵挡不住权力的诱惑,因而各类腐败行为也屡屡发生,腐败案件数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近年来,尽管各类腐败行为得到了有力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腐败案件呈高发态势。究其原因,与少数领导干部错误的思想观念、错位的价值取向、薄弱的意志品格等主观因素以及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各个环节依然存在着不完善之处这两个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三不腐”视域下新型腐败的表现形态、产生根源及治理机制

新型腐败是相较于传统腐败而言的一种新的贪腐方式,与传统腐败和隐性腐败在呈现方式上有着内在关联性。从形态化表现看,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主要显现在腐败主体、腐败方式、腐败手段、腐败收益、腐败心理、腐败类型和腐败影响方面的过程变化。深层次剖析新型腐败的产生根源,需要从公权力的主体维度、行贿者的客体维度、反腐败法规的制度维度、腐败亚文化的文化维度和新媒介工具的载体维度展开分析,深入挖掘新型腐败滋生的“污染源”。新时代探索依靠自我革命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机制,需要将“三不腐”嵌入惩治新型腐败的全过程,发挥“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和“不想腐”的感召力,实现严惩腐败、监督约束和文化引领协同发力,推进廉洁型政党建设。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罪犯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一系列相关对策。     

我国探索实行官邸制问题研究

官邸制自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提出以来,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其被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摆在大街上的腐败＂——住房腐败敦促了这一制度的产生。探索实行官邸制意义重大,但同时在探索实行官邸制过程中还存在着耗费行政成本过大、可操作性低、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房腐败等这些问题。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机制尤为重要,可从严格限制官员再购商品房数量、系统联网监督官员及其家属、建立住房公开制度、建立官员卸任后的补偿机制等方面来完善这一制度。     

转型期中国权力腐败的本质及原因

权力的特性决定了权力走向腐败的过程,权力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权力腐败渗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从权力腐败的产生与发展可以透视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本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则是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把握腐败现象的特点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腐败问题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把握腐败的特点,根据腐败的特点和走势来惩治腐败,会增加反腐败的针对性和预见性,对有效预防腐败、遏制腐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体制性腐败与素质性腐败——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几点思考

判定当前不断蔓延的腐败现象是体制性腐败还是素质性腐败,这是反腐败斗争的首要问题。当前的腐败现象首先是体制性的腐败,其次才是素质性的腐败。体制(包括监督机制等)的缺陷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反腐败成效不尽人意的主要教训。从体制性的角度来分析,吏制腐败是体制性腐败的核心环节。必须以体制改革为重点,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