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中的抗战筹策——“华北事变”前国共政治微妙调整的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和国际形势的影响 ,国共两党既有的“攘外安内”和“苏维埃革命”政治路线 ,都渐趋共御外侮的抗日救亡政治 ,此为“华北事变”后两党关系的重大转变提供了铺垫     

东北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述略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一大批爱国仁人志士，纷纷组织救亡团体，以抗日救国、复兴民族为己任。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本文从东北救亡总会会旗说起，叙述了东北各救亡团体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脉络。     

试析东北抗联精神的价值耦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英勇战斗,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东北抗联将士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自觉践行爱国情怀,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充分彰显民族精神,实现了目标、工具、力量、精神上的高度统一,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为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鲜活样板和力量源泉。     

萨镇冰与“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爆发了。这场事变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形势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合国民党政府内李济深、陈友仁等反蒋势力和黄琪翔领导的“第三党”,为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重大事件。 萨镇冰在“福建事变”和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他积极参与这一抗日反蒋义举成     

从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看“七.七”事变的爆发

从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看“七．七”事变的爆发刘杰辉吕家毅时值“七．七”事变爆发六十周年之际，本文拟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探讨一下“七．七”事变爆发的真正原因，以求阐明日本统治集团的战争责任。（一）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深夜，日本关东军...     

中朝两国人民抗日斗争简论

中朝两国人民为了摆脱苦难的命运,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合作斗争。从“三一”独立运动到“九一八”事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14年,不仅赢得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和朝鲜民族的独立,而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新史料表明：召开此次全会及提交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候选名单，系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2月提出；全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亦为共产国际所起草。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合作不成功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博古、李德等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谈青年学生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在影响我国乃至我党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中 ,青年学生以其强烈而朴素的爱国热情 ,巨大的群体力量 ,将“枪口对外 ,一致抗日”的口号化作一系列政治行动 ,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并在西安事变后 ,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行动 ,坚决拥护我党和平解决的方针 ,积极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进步青年以他们的实际行动 ,在维护西安事变后的抗日局面中起了很大作用。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研讨会综述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研讨会综述周永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３日，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问题研讨会，与会的有来自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     

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对青年的影响分析

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主张强化国家观念，树立国家权威，培养国民的爱国心。这一思潮的兴起对日本青年的价值观、政治参与以及对侵略历史的评价等都有极深远的影响，也影响着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对中国青年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其历史启示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而且是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高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以促成全民族的抗日为主要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日宣战的宣言、通电,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所有坎坷曲折，都与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体会和经验，都与民族的利益水乳交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必然选择和唯一途径。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良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并力促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将军自始至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既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也是独立决策者；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画上圆满句号。张学良将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论"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党派政治立场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难当头,中间党派实现了民族与民主意识的双重觉醒。他们明确提出了自己抗战救亡的政治主张,并积极组织救亡活动,形成了一股不小规模的民主宪政运动,对民主运动的发展和走势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民族概念展开了不同的设计。一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前,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二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无产阶级要组成民族”;三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后,“地域性的人”要向“世界历史性的人”转变。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提出“民族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从革命性到现代性再到世界历史性的演进。正确认识以上逻辑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谋大同的历史认同,有助于把握世界民族发展大势。     

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选择

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一个民族面临社会转型时期，必然面对文化的碰撞与选择，社会思潮正是特定时代文化撞击的产物。怎样积极有效地在巩固与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引导社会思潮的正确走向，已成为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任务。     

论当代中国“三大叙事”的话语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三大叙事”。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和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创新叙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大叙事”在共时与历时的过程中呈现出联动、融汇及统一的趋势，话语叙事发生转变。中国式现代化转向建构话语叙事体系，以强化“理论解释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转向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凸显“民族性”重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转向世界，突破“民族国家”范畴，以中国理念诠释人类文明的具体范式。     

富田事变的起因及共产国际的定性

"富田事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年代中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1930年12月中旬,在赣西南苏区发生了震惊中央苏区和全党全军的"富田事变"。此后不久,富田事变被定性为反革命事变,最终导致富田事变领导人被处决与红二十军的解体。长期以来,富田事变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事变为什么会定性为反革命事变?是怎样定性为反革命事变的?谁应负主要责任?随着共产国际资料的解密,历史的真实面目终要揭开神秘的面纱。     

“禹州无贼”的梦想

人人有梦，“中国梦”系于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禹州梦”，渴望此地无贼。“禹州无贼”，“有梦就好”，揭示梦的来源；“好梦难成”，诉说梦的艰辛；“梦寐以求”，解读禹州实况；“梦想成真”，寄语美好未来。     

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梦

伟大的民族，必有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梦想，必能激起伟大民族不懈追求的强大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一系列阐释，既饱含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史的深刻思考，还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引起国内的强烈共鸣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