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物权遭遇公共利益——兼论对私有产权的合理保护

政府常常以公共利益为名,征收征用公民一方的私有财产,但是往往难以给予被征收征用方以合理补偿,从而引发政府与公民双方的对立。本文分析指出清晰界分公共利益一词,同时完善法律救济途径是解决目前这一普遍困局、更好保护私有产权的有效方法。     

公民物权不是橡皮泥

报载，近日，湖北武汉马湖新村小区400多套入住不足5年的还建房面临整体拆除，引起业主不满。当地街道办称，土地有限，将建高楼安置更多村民。     

重新认识公共利益:公民意识的形成

公共利益概念的存在与否,已无太大的争议。但其所含内容的宽泛性使其成为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的概念,导致现实生活中各种侵犯公共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拿公共利益作为筹码进行互相间的非法交换。本文着重从我国的立法分析了公共利益的内涵,并由此讨论了加强公民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征收制度在我国的异化与回归

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使我国的征收制度异化为解决城市发展所需用地的手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努力使被异化的征收制度回归其本来面目，但仍然有其局限性。要使征收制度真正回归，不仅要改革现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而且必须解决好城市非公益性的用地需求。非公益性的用地需求不仅可以通过一对一的协商机制来解决，在特殊情形下还可以通过民主表决的方式来解决，以降低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通过集体利益适当限制个人利益，为以民主表决方式解决非公益性用地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     

公共利益与权利冲突

公共利益作为权利要求产生和实现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对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影响日益彰显,而权利的冲突在推动社会演进步伐的同时也必将与公共利益的确认和实现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从重庆最牛“钉子户”案看《物权法》第42条的解释

本文以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案为起点,以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为核心,探讨了《物权法》第42条的解释问题。政府即使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私人财产,也要在征收程序与对价补偿方面充分体现物权神圣思想。公共利益具有受益主体的公共性、超越个体利益以及表现形式的多元化与变动性,因而应建立由政府、利益受损代表和独立专家代表三方主体参加的公共利益认定委员会制度,并对公共利益认定采取"非公"推定态度。     

公民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平衡

一、隐私权的界定自从美国学者塞缪尔·D·华伦与路易斯·D·布兰帝斯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的《隐私权》论文中首先使用隐私权(therightofprivacy)一词以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但它的定义是什么,迄今为止却没有一致的定论,即使在最初承认隐私权的美国,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概括起来,学者们认同的隐私权都涉及这三个方面:(1)个人私生活情况,指个人日常生活、社交活动、夫妻间性生活等一切个人的、与公益无关的、私人不愿公开的活动和事实。(2)个人私生活领域,指个人居所、个人书包、旅客行李等私人空间。(3)个人数据资料,指有关个…     

论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屋拆迁随处可见,由房屋拆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剧。由拆迁所引发的暴力流血事件也时有发生。2009年发生的四川唐福珍自焚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拆迁者无力抗衡政府的强制拆迁行为,最后选择以死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私权利益。此类事件的发生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同时也迫使我们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房屋拆迁行为。本文选取房屋拆迁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进行浅显论述。     

困境与出路--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

房屋拆迁中的冲突事件层出不穷，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同时，“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当前一个核心的问题，其解决的方法与效果将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此前提下，进行学理探究，厘清公共利益的界限，进而探寻我国明确“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疫情防控常态化中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和平衡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信息技术的运用对于提升动态清零的效率和精准防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使涉疫个人信息的收集主体、披露标准、删除程序、救济机制等问题摆在了疫情常态防控中的突出位置。在公共利益优位的前提下,基于比例原则、目的正当和安全保障原则,个人信息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必须遵循法治化轨道,完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公开、删除等具体细则,强调相关信息控制主体的安全保障义务,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途径,最大限度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     

谈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公共利益的认定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改造步伐的加快,城市房屋的拆迁工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房屋拆迁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近期,由于物权法的通过和重庆拆迁"钉子户"事件的影响,公众对于房屋拆迁问题的讨论变得更为热烈。本文试图对相关法条进行分析,以阐述法条规定的公共利益在实践运行中的不可操作性。     

城市房屋拆迁与公共利益界定

在我国城市建设中因为房屋拆迁所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缺乏对公共利益拆迁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程序上公民合法的房屋权利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内涵,对于城市房屋拆迁予以程序性制约,是解决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关键。     

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调整

隐私权的核心是独处,公共利益强调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公共利益应当依一定的程序由立法机关加以界定或者授权行政机关判定。隐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其实就是个体的权利与多数人权利或者权力之间的冲突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防止借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损害公民的隐私权。     

论公共利益的私化危机

我国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改革逐步推进,地方政府利益主体意识和经济人特征凸显。地方政府该种改变,虽提高了其工作运行的效率,但由于某些地方政府过于追逐单纯以本政府为主体的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了一系列不合情、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举措,由此侵犯本属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被私化,背离了政府的公共性质,影响其公信力,导致人民怨声载道,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良好发展。将结合政府权力机构的特殊主体地位及本质特征,浅谈公共利益被私化的风险,探求更大程度实现公共利益之举措。     

对“公共利益”的再思考

随着社会形势的复杂化,起初定位为＂守夜人＂的政府逐渐将自己职能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公权泛滥、权力与权利的冲突随之出现,这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悖。因此,政府职能应围绕公共利益展开和运行。     

论船舶物权制度法律冲突之解决

由于<物权法>实施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物权法>与<海商法>调整对象的一致性,导致其在船舶物权制度领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法律冲突,这些冲突在船舶登记制度、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本文认为在国内法领域,为解决法律冲突,应借鉴海事国际私法领域对于法律冲突的解决对策,在法律适用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内法律冲突规则,另一方面,应通过在<物权法>框架下修改<海商法>及<船舶登记条例>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船舶物权制度.     

论《物权法》中强制转让物权的法律维度

任何有物权立法之国家均无法回避物权强制转让的内容。依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发生的物权强制转让并不违背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相反,是对意思自治原则并无绝对性的最佳注释。强制转让物权必须注意强制转让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强制转让与权利实现目的之间的关系。鉴于强制转让物权是对权利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故物权的强制转让之发生应当具有一定的前提,即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意志与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这意味着只有当权利人行使自己之物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方产生物权被按照法律规则进行强制转移的可能。物权的强制转让具有其一般条件和限制,它们与物权转让发生之前提共同构成了强制转让物权法律维度的主要内容。     

论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会治理也逐步进入数据治理时代,通过各类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提高了公共管理效能,改善了公共服务质量,为逐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信息化基础.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利用助力国家快速控制了疫情.但这期间,也不乏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事件,为减少冲突,...     

物权立法与强制公证

一、强制公证与意思自治原则没有矛盾 强制公证,也称必须公证,指在民商实体法中有关民商事法律行为必须经公证才产生一定法律效力的制度设计.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强制公证制度,其价值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降低当事人和国家的诉讼成本.英美法系国家注重事后救济,一般不采取强制公证,因而有统计表明,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成本要高于大陆法系国家.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宣传资料所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司法的行政费用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法国为0.8%,德国和意大利均为1.3%,而美国为2.2%,从中可见国家司法成本的高低.     

物权法律制度与公安行政执法的关系

物权法律制度与公安行政执法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物权法律虽属私法范畴,但也应成为安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特征对公安行政执法提出了不许任意介入和侵犯的要求,但物权的直接支配性和排他性也应受到公安行政执法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