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责任

<正> 责任一语,在法律上有多种意义。第一种含义,为职责(responsibility),例如所谓生产责任承包制、岗位责任制等。第二种含义,为义务(obligation),例如法律上常用的保证责任、举证责任等语,应为保证义务、举证义务。第三种含义,即所谓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等,指不履行法律义务因而应受某种制裁之意(liability)。人类在上古社会,因法律尚不发达,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习俗等混杂未分。因而法律责任与道德的、宗教的责任并无明显区别。由于社会进步,法律     

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与目的性使用问题

宗教财产与私人财产或者公共财产有较大差别。我国《物权法》中的私人财产或者公共财产制度均对宗教财产的相关问题保持沉默。宗教财产也不能按照《信托法》中的公益信托制度予以规范。鉴于宗教财产的目的性用途限制与使用群体结构的特殊性,对宗教财产的立法规制,应当淡化或者回避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强化关于宗教财产使用者群体对该财产的永久性、持续性、目的性使用的监督,从而保障宗教财产的宗教用途。具体而言,应建立宗教财产监察人制度,强化对宗教财产目的性使用的内部监督,同时应赋予主管机关一系列主动权限,变消极性监督为积极性监督,并课予宗教财产管理人向社会公众公开宗教财产相关信息的义务,以发挥社会监督的特性,弥补政府监督之不足,减轻主管机关的监督责任,形成宗教财产管理人的良性竞争。     

美国规制宗教活动的判例法研究

与杨凤岗教授等人所认为的美国并无宗教管制不同，美国以判例法的形式建立起了一整套管制宗教活动的规制规则，如：宗教活动不得违反法律、宗教活动不享有违法豁免特权、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宗教活动决定权受“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管辖、法定监护人享有被监护人强制教育转化权、邪教组织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负有精神伤害民事赔偿责任，打击暴力反政府邪教的政府行为不受联邦民事侵权规则管辖等。俄、法等国以宗教制定法形式建立起管制宗教活动的宗教规制规则，将邪教民事侵权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扩展到邪教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团体，较美国的宗教法律规制更合理。     

浅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

宗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宗教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宗教对社会的发展起什么作用,来考察和揭示了宗教的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社会功能的分析主要是指阶级社会的宗教,从宗教对社会的发展起什么作用,来考察和揭示了宗教的社会功能。     

公司社会责任的重新界定

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公司应作广义理解,将各类公司、企业、分支机构均包括在内。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应指公司对一般社会公众的责任,可以具体体现为公司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利益相关者包含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司社会责任中的责任,在形式维度上,既可以表现为法律责任,也可以表现为道德责任;在内容维度上,公司社会责任除公司环境责任、劳工责任等之外,公司经济责任也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公司社会责任及其体系化设计的法学思考——以我国公司法的完善为视角

公司社会责任不能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从法律层面或法学学科方面研究公司社会责任应立足于法律化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公司社会责任可划分为广义的公司社会责任和狭义的公司社会责任、公司基本的社会责任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公司社会责任应在公司法上实现体系化．即公司法总则设置针对所有公司的社会责任条款,公司法分则设置专门针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条款。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正本清源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外延界定的分歧在于：是否包括经济责任;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界定的分歧在于：是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还是促进企业各相关主体利益的责任。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为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之外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负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划分为两种层级：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多向度追问

作为共同调整人类社会的规范,法律与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多个向度的联系。从目的指向来看,法律与宗教都关心人类生存的方式与意义;从思想和制度角度来看,法律中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发源于宗教和宗教规范;从西方法治建设的演进历程来看,西方法治的形成得益于人们从内心真正信仰宗教权威与规范的传统;从功能上来看,法律和宗教都有凝聚和调试社会等功能,共同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当下中国,深刻认识宗教与法律的多向度关系之于落实依法治国以及正确应对宗教社会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规制

从"个人本位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演变,使得公司责任主体虚化。但同时公司社会责任不仅意味着公司对社会的贡献,更是公司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前提。本文以《公司法》对公司的社会责任界定为契机,从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为视点,立足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社会责任的性质,并从一个实用法学的角度,探讨社会责任具体形态实现的途径。     

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

企业社会责任虽已成为世界潮流,我国企业也不能孤身其外,但为避免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更好实现,我们应当区别对待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针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所存在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构建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监管及执法力度,在此基础上出台系列配套措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     

法律与信仰机制——西方法文化的一种考察

传统的西方法律观念有许多是以西方的宗教文化为背景的。在西方社会，法律可以被奉为一种社会信仰，这与它和宗教长期保持一种客观而恰当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没有宗教文化支撑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构僵死的教条，而远离法律的宗教也有丧失其社会有效性的危险。法律代表秩序，宗教提供自觉化了的意识或者说信仰。这二者的结合与互补，是社会法律能够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有效性的条件之一。法律需要一种信仰机制，它的养成值得关注     

循环经济视野下的企业环境责任问题探究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在为股东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应该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在循环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表现为可持续发展责任,而其核心内容之一是环境责任。本文通过对循环经济与企业环境责任关系的阐述,提出循环经济背景下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选择。     

试论我国的宗教立法问题

宗教立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重视宗教立法研究,加强宗教立法,是我国调整宗教关系的客观需要。1982年3月,党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曾指出:“为保证宗教活动进一步正常     

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经济责任论、道德责任论、法律责任论和‘超越’法律责任论、综合责任论等本身都是合乎逻辑的,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或从不同的理论、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的考察,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的界定不一致产生的结果。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以道德责任的形式出现,但这种道德责任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法律等其他社会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后来逐渐发展为法律责任和软法责任,并同道德责任相并存。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意义在于其属于进一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的前提。     

对商法视野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起点的定位和再思考

企业社会责任是21世纪以来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商法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把商法定位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然后,根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对应的权利主体不同分为企业的相对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绝对社会责任。因此,研究商法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意义还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宗教组织:宗教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载体——试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分析宗教组织的功能

宗教组织是联系教徒与外界的纽带,在整个宗教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宗教组织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本文试图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对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和社会性功能进行简单探讨。     

简论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兼论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宗教权力

宗教与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手段,但它们所追求的理念与价值以及表现形式上,也有某些共同要素和渊源相依的关系.宗教团体对自身的管理权力和宗教精神对社会的影响力,一般属于社会权力范畴.至于以其宗教定为"国教"的宗教国家,则其社会权力同国家权力合二而一;其教义等同于国家法律,其教主成为高于国家行政首脑的精神领袖,其权力地位同一党专制的"党国"的执政党领袖有些相似.宗教自由作为一种信仰,同思想自由一样,是绝对的权利.宗教对维护社会秩序有一定作用,把宗教单纯视为"人类精神的鸦片"或社会异端,是片面的.但宗教活动所行使的社会权力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因而要受法律的限制.     

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探析

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环境社会责任包括环境法律责任与环境道德责任,由于企业是否应承担环境道德责任颇有争议,因此,本文以环境道德责任为核心,对环境社会责任进行了应然与实然分析。     

浅谈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特征的分析

中国社会结构与总体条件导致了与其相应的宗教特征,而这些又反过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家产官僚制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了解中国宗教之特征的基础,韦伯正是在此宗教社会学角度上来讨论中国的宗教的。     

对宗教的治理与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治理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对宗教的治理认知

我国社会对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从政治认知到文化认知的转变，还将转变到融合上述两种认知的治理认知。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双层公共事务观，涉及宗教的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对宗教的直接治理，即把宗教作为治理对象的治理；第二层面是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就是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即把宗教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其中，前一治理层面强调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国家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依归，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以防范或抑制宗教的消极面；后一治理层面强调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及信教人员）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权保障下充分利用宗教在心灵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挥宗教的积极面。同时，以公共利益原则协调双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