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考验并存的立法时代

不久前,“搁浅”已久的物权法草案、企业破产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接受五审和三审。经过此次审议,物权法就公私财产保护孰先孰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抵押、农民宅基地能否转让等一系列重大争议取得了共识,有望进入最后的立法“冲刺”,而企业破产法则破解了争论近两年的如何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难题,终于脱胎而出。物权法、企业破产法曲折漫长的立法旅程,只是当今立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许多法律、尤其是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在起草、审议时,往往引发持续不断、激烈对抗的立法争议。以往那种连续审议、顺利出台的“惯例”已不多见,许多法律案不仅经历多次审议,而且每次审议往往相隔良久,甚至陷入长时间“搁浅”的僵局。     

改革须坚持“立法先行”

正中央文件首次确认"立法先行",积极发挥立法的引导促进作用,实现立法与改革良好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论断。"立法先行"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与改革关系进行系统审思而得出的深刻总结。"立法先行"回应了全新的时代命题。改革三十年后,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基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     

以制度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以"文化革新"提高教育效率

当前,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公平与效率孰优孰劣、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问题,而是由于"超/强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公平与效率上体现出双重缺失.消除"超/强社会资本"的影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公平至上,效率自在其中"的理念为中心,双管齐下,抓住"以制度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以'文化革新'提高教育效率"两个基本点.     

努力提高立法与上海改革大局的耦合度

近年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努力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同完善立法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核心在于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求我们对应兴应革的事情,及时推进相关法规的立改废,确保城市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先立法后改革。     

国外自由贸易港专门立法的启示

国外自由贸易港建设起步早,且大多进行了专门立法,遵循了"先立法、后设港"的实践发展模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自由贸易港立法经验。其主要特征包括:授权立法与自治性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清楚划定政府与企业边界;透明的程序规制;注重权利救济。国外自由贸易港立法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地方立法如何体现特色——基于延安市退耕还林成果保护立法的思考

正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我国立法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完善,其中一个标志性成果是普遍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的主体由之前的80个增加到354个,增幅明显。"有特色"始终是地方立法保持活力的要素,是衡量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检验地方立法能力水平的试金石[1]。与"有特色"相反的特征就是"重复",而立法重复是地方立法的痼疾,这一问题在地方立法主体倍增的今天有增无减。重复立法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上位法的规定,执法部门首先应该是严格执行国家法律规定,而没有必要在地方性法规中将上位法加以确认后再执行;     

立法先行 能动立法——省人大立法引领改革发展观察

8月至9月,省人大常委会就《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条例》、《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条例》,展开密集的立法调研。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地方立法是先实践再规范,还是"立法先行",加     

地方经济立法护航供给侧改革

《立法法》的修订扩大了地方经济立法权,与供给侧改革要求制度供给在本质上是契合的。然而经济改革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地方经济立法的积极回应。由此,需要科学构建和适度协调"放""管"结合的地方经济立法,服务和支持供给侧改革目标。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辨正

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单是人与自然关系应当如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怎样确立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问题.无疑地,应当对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作一番仔细辨正.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在平等与发展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应有符合自己国情的选择,不能离开社会现实而抽象地谈论所谓"人与自然的平等"问题.     

立法公开须贯穿立法全过程

正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一个"电子民主"时代,为民意超越时空限制、广泛介入立法创造了无限前景。因此。立法公开应当将立法程序的各种环节。以及阶段性的立法成果,都向社会开放。并允许公共参与、民意介入。纵观近年来的立法实践,一个极其鲜明的标志是"开门立法"的长足进步。相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闭门立法"现象,     

浅议立法“适应服从”与“引领推动”二者的关系

正当前有论者在对待改革与法的关系上,究竟是采取立法"适应服从"改革的价值取向还是采取立法"引领推动"改革的价值取向,认识上还存在歧见。笔者就此话题,结合对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摸索,谈点看法。一、问题的提出当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或多或少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立法与改革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和冲突。因为立法的特点是"定",是把某种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定"下     

针对问题立法 立法解决问题

"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这个话题,是近年来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的一个鲜明特色。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实的问题很多,但不可能、也没必要针对所有问题一一立法。法并不是越多越好,相反,我们应该注意防止过度使用立法资源而导致"繁法扰民"。但是,就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以及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的重点领域问题,通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ＷＴＯ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ＷＴＯ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倘若说自2 0世纪 8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入“将立法推入快车道”的“立法时代” ,那么 2 1世纪初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 ,既表明中国开始步入“积极推进司法改革”的“司法时代” ,又标志着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型的“前立法时代”的结束和加入ＷＴＯ后的“后立法时代”的开始。在“后立法时代” ,中国立法将走出片面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 ,由数量规模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     

改革创新立法的地方探索

深圳:出台全国首部改革创新地方法规2006年3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率先通过了国内第一个关于改革创新的地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该条例被一些媒体喻为"‘特区之魂’的保护法"。该项立法采取了体例全备的条例形式,分为7章44条,系统地回答了如下重大问题:改革改什么——"特区的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等;为何而改——"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     

公平正义:引领“立法引领”

新时期呼唤立法新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等,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升华。5月30日至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广东就加强立法工作调研时强调,"使立法工作不断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引领新发展"等。这一论断,则是贯彻十八大精神,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发展引擎是改革,改革要运用法治方式。在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一般是改革在先,立法予以确认、巩固和规范;立法在发展"后腰"上用力:"保障推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历史条件限制,为冲破思想樊笼,"不争论",大胆试大胆闯。而有     

地方立法“提前介入”利弊析

<正>地方立法中的"提前介入"是当前立法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比较现实的问题。那么,何谓"提前介入"?这就先需要涉及法规审议中的"审次"概念。     

北京市地方立法与改革的实践分析

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推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其中,立法事业与改革开放更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的~([1])。在新时代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立法法的规定,继续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本市各项改革事业,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     

产权改革中的几对辩证关系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资产重组,已在各地全面推开。一系列的新问题涌现在面前,需要我们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加以统摄,实行宏微兼顾,大胆创新,整体推进。改制与改组改制与改组,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谁急谁缓,孰先孰后?颇值得研究。在党的十五大以前,股份制处于试点阶段,产权是一个绕不开的、但又不得不绕开的问题。人们不便从     

改进地方立法工作方法的几点思考

地方立法工作方法是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确保法规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党的十五大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改进地方立法的工作方法,是目前摆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一,注意在立法的选项上下功夫。法规的选项是地方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一件高质量的法规,其前提条件就是项目选得准。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需要立法的事项很多,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起上马。这就需要根据急需先立、注重实效的原则,精心选项。立法机关组织编制立法规划,不能只是     

公布法律不是立法的一道程序

一、一个多年误解的提法立法究竟有几道程序,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但对"立法的最后一道程序——法律的公布"这个提法,不少人的认识倒是奇怪的一致。《中国立法制度》一书认为"法律的公布是立法的最后一道程序";《立法学总论》一书也认为"公布法律是立法程序中必须不可少的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写道:"因此,法律的公布也就成了立法程序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立法学原理》认为"法律的公布是立法过程中的第四道程序";《立法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