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探索——以成都市清源社区为例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扬基层民主自治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当前社区治理的"三难",成都市清源社区通过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突出作用,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贡献了"清源模式",为成都市乃至全国社区治理都提供了宝贵经验。清源经验表明,发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一要创新工作方式,以党建促社治;二要坚持以人为本,重服务聚人心;三要有效整合资源,育特色兴产业。     

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有效治理之道 ——基于A市"邻居节"的考察

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如何有效治理一直是未解难题,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稳定与有序发展。基于对A市"邻居节"的考察,对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A市邻居节以消除多元社区居民共存下的陌生及戒备心理为缘起,构建居民主体与多元辅助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开展贴近生活与符合"众口味"的服务活动,营造凝聚力与认同感的良好氛围,为快速个体化、阶层化的现代社会消除陌生、分歧,构建情感认同提供了抓手;为断裂性社会重建社区公共性,消除空间分离,促进社区空间融合奠定了基础;为异质性、脱域性城市社区构建记忆共同体,实现城市社区营造,促进社区公共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研究表明,强化开放型社会中的社区公共符号、社区记忆,搭建有利于居民交流、交往的空间及载体,建立居民需求导向的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开展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可以为社区居民寻找认同与精神归属提供基础,在消除阶层结构、职业壁垒中使居民重新回归社区社会,最终创建有温度与厚度的社区共同体,正是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治理之道。     

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并且首次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要求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借鉴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经验,有效地改进和完善社区治理,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实现整个地区乃至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一个重大且紧迫的课题。     

成都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深化路径研究

社区是依法治国战略落地的基础平台。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促进成都的有效治理与和谐安定,有助于促进成都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对成都整体法治化进程意义重大。然而,成都在社区治理法治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建议:完善立法和制度体系,创新"政社互动"实践,全面开展"社区协商",促进"达标服务"落地,切实提高成都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正发展社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以拆迁还建居民为主体的老旧社区。为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满足居民服务新需求,社区党总支坚持健全党建体系,强化统领作用,整合各种资源,拓展服务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社区党组织多次荣获省、市、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社区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论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乐山市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工作的重点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树立公益导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通过平台共建、家园共治、服务共享,构建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为主体、社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创新探究——基于“全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日照市的调查

日照市作为民政部确认的全国唯一一个"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四大治理体系,即:组织体系、服务体系、自治体系和保障体系。其中组织体系主要包括党组织领导体系、管理组织体系、社区配套组织体系三个子体系,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在三个子体系中,党组织领导体系处于领导和保障地位,为社区建设起到了支撑与保证的作用,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与推广。但是由于党组织过于行政化使得社区自治性质被淹没,导致社区党组织与社区村委会之间关系不清。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探究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在实践中如何运行及发挥其功能与作用,以期对正在全面推进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经验与借鉴。     

后疫情时代“道德讲堂”在社区教育中的运用

后疫情时代,在社区教育中推广"道德讲堂"活动,能推动"道德讲堂"的深入开展,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全社会共同抗疫,保障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在社区教育中运用"道德讲堂",有利于实现教育目标,创新教育方法,提升教育效果,传承传统文化。目前,"道德讲堂"在全国各地的社区教育中积极开展,仪式感强、辨识度高,全国覆盖、整体推进,注重创新、不断发展。为实现更好的社会效益,在社区活动中运用"道德讲堂"要做到:居民既是活动的聆听者,又是活动的参与者;既在城镇开展活动,又在乡村开展活动;既可社区自主活动,又可利用多方资源配合;既重视活动的开展,又重视新闻舆论的传播。     

“征地农转非”居民的城市生活融入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重庆市嘉兴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撤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步伐的加快,"征地农转非"居民的安置与城市生活融入问题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重庆市嘉兴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征地农转非社区,社区转非居民普遍面临着身份认同、职业选择、角色失调、生活方式适应、社会交往局限等融入困难。该社区于2013年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服务,通过培养居民领袖、组建居民志愿者团队、激发居民自治、开展社区服务,引导和激励"征地农转非"居民积极融入社区。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城市社区实践——以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为例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依据自身特点,主动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深化创新了以组织建设细胞化、自治管理民主化、社区服务人本化的"三化合一"的居民自治管理新模式;强化社区综管站建设,推行社会服务网格化管理机制;实施"三大工程",夯实创新基础,实现了院落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居民的满意率和幸福指数大大提升。其中,实行居行分设,为社区松绑;推行院落居民自治和规范院落民主管理是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党建网格化 服务精准化——青年公园街道办事处党建网格化的实践探索

街道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环节,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青年公园党工委打破过去"关门搞党建"、党建工作"单打独斗"的固化思维模式,通过党建网格化建设使党建工作触角延伸到小区住户,深入到居民群众,构建了"组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化"的社区党建格局,形成一张有效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精准服务群众的有机网络。     

社区居民议事会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以贵阳市云岩区为例

社区自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居民议事会成立后,在推进居民自治上作了大量努力,在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但通过对贵阳市云岩区26个社区居民议事会的调查,发现居民议事会的自主空间太小,难以真正实现自治功能。要促使社区走向治理和善治,就要全面加强和完善社区居民议事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     

互联网+社区信息化治理模式研究——以成都市成华区“三网”融合互动为例

基于国家"互联网+"战略和十八大以来创新社区治理的要求,成华区针对"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居民参与度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散、社区治理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创新了社区"公共服务网"、"民生服务网"、"安全服务网"的"三网"融合互动信息化治理模式,提升了成华区社区治理综合水平。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域。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新形势下的一项战略任务。青岛市市南区按照"五化"工作思路,下放社会治理权限,建立"两委一站"的基层治理结构,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有效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白云区铝兴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调查报告

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是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造性探索,白云区铝兴社区在推行过程中创新提出网格化星级服务概念,变管理为服务,对新型社区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推行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对网格化管理宣传力度不够、应对网格化管理技能不足和社区居民的个性化服务难以满足。针对以上不足,笔者对进一步优化管理模式提出了思考,让网格化管理模式更好地服务社区,使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     

“居民对话会”: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好形式——基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乡社区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自治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武汉市汉阳区洲头街近来年坚持开展"居民对话会",在实践中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为基层社会治理开辟了一条新路。     

从居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以青岛三个治理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为例

现代社区较之过去以居民为主体的传统社区有很大不同,主要呈现出五个方面新变化。一是居民主体呈现多元化;二是社区结构呈现多元化;三是居民需求呈现多元化;四是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五是治理途径呈现多元化。随着时代发展,社区管理与服务还能完全适应新变化,暴露了传统社区的局限性。青岛市海琴社区、登北社区、馨园社区在破解社区参与不足、服务缺位和治理薄弱等问题过程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些探索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建设主体是向现代社区建设转型的重要条件;从居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延伸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关键环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工队伍建设四位一体推进,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有力支撑;健全社区网格化管理、多元化服务、社会化参与三个机制,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必然要求;抓好"五类服务"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看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区管理与服务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巨大变革。全新的居民结构、产业结构、居住结构要求在快速城市化区域尽快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特别是在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治理结构上率先突破,重要的是以引导与灌输相结合转变居民观念、以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以解决民生需求为重点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最终实现居民自治、社区共生、社会和谐。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更好衔接互动,有利于增强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农民幸福安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新形势下必须加大农村社区建设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加强农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建设能力;创新农村社区自治机制,实现行政管理与村居民自治有效衔接;制定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创建特色生态文明示范社区;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投入机制,推进农村社区标准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