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的特点及修辞方式的改变——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研究之二

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法理学者的任务之一。然而,由于传统法理学对法律、法治的研究等采用"求真"、"求是"的姿态,再加上革命性的批判精神,因而"直白"的叙述方式成了中国法理学的明显特征。在法理话语体系中含有较多的阶级性、工具性以及国家权力色彩,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要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就需要改变传统法理学的叙述方式、消解权力话语与法治话语的矛盾。还要注意假言命题(诸如,法律的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对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过度接受后现代法学等对假言命题的解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的形成。     

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与法律思维的含义是一致的。法律思维的要义是对法律方法的把握。法律方法论的核心是法治原则之下的法律思维规则。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界定法治思维，而对法治思维的法律方法论基础视而不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改变偏重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法治的战略措施中，法律思维水平的提升相对容易做到，这是搞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思维被确定为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要求后，确定法治思维的定义，对训练法治思维和提升法治能力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法治思维定义需要在对政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功能与专业素养、法治理念与实现方法关系的思考中把握。     

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用法律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这意味着在对待法治建设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奉行实用主义立场,搞实质法治和能动司法。在现阶段应该坚持严格法治的原则,尊重法律的权威,用规则和程序规制人们的行为。法治思维包含着用法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设计,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权利为导向,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思维方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话语霸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消除权力的傲慢与过度张扬。     

当今中国宪政、法治实践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与此同时,宪法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在宪政法制建设的实践和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征途中面临着一系列急待从宪法、法理上予以澄清和正面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就现阶段我国宪政、法治实践中所面临的若干最直接的现实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宪法学、法理学分析和探讨,并对"政治与法治"、"权与法"、"宪政、法治与法制"、"政党、政策与宪法之关系"进行了具体探讨和论述,提出了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摆正和处理好上列诸方面宪政、法理关系的具体理论建议和主张.     

浅论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以法理学的视角,从法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出发,提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以及近期法治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建议,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的法治理念转型与法治实践推进

十八大以来,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法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和推进性重塑,无论在法治理论提升与观念转型如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思维、法治维权及法治社会等的提出,还是制度方面的完善如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反腐力度逐渐加强以及民生建设地位突出等,法治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释放;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法治中国"建设和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等一系列法治重要命题成为今后法治理论探索与法治实践推进的方向指引。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法治视阈中的作风建设

在建设法治中国新时期,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从严治党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主义法治与从严治风具有价值契合与时代统一性。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既要遵循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党性观念与法治理念的时代统一;更要用法治思维来分析作风建设常态化体制机制,注重作风建设工程、体制、具体制度与行为规范的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还必须努力学会用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致力于作风建设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将有助于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实现党的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论法治中国视域下法治思维的锤炼方式

在法治中国时代,法治已然跃升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治思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治思维是以法律规范为基本依归的规范性思维,是以法律价值为基本导向的整全性思维,也是以法律方法为基本手段的程序性思维.法治思维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提升国家治理...     

法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犯罪人心理“与“犯罪心理“辨析

"犯罪心理结构"之争,已经集中在"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这个焦点上.反对"犯罪心理结构"者认为,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心理在很多方面(甚至一切方面)同守法公民没有区别.因此,犯罪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犯罪人心理"的学科.这是一种违反逻辑的、必将导致取消犯罪心理学的推论.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村委会选举中海选与直选

厘清了村委会"海选"与"直选"的定义,阐述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联系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践,分析"海选"与"直选"的利弊.总体而言,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发展前景,但实行"海选"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要加强引导,避免负面影响.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     

"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探讨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从而导致后世研究者关于“世界文学”提出了各种看法和主张。在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别都需要重视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抓住机遇，努力建设“民族文学”。     

青春创业行动的"四轮马车"模式研究

“青春创业行动”是一项以激励青年创业、帮助青年就业再就业为主要内容的工程,文章对“青春创业行动”的“四轮马车”模式做了分析和研究。     

“范式”应纳入法律逻辑课的教学内容

为增强学生运用逻辑知识解决公安司法实践中的逻辑问题的能力,我们应对现行法律逻辑教材内容进行补充或修改,增加一部分数理逻辑知识,把"范式"纳入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内容.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摹仿说"与"观物取象说"辩析

吉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说”,认为艺术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摹仿,文艺是摹仿的产物,摹仿是艺术的特征。我国古代哲学经典《易传》提出“观物取象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现实生活的“观物取象”,两者在关于艺术起源、艺术构造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有着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