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探索：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国民参政会

抗战时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被称为“中国协商民主的胚胎”或“萌芽”。以国民参政会为舞台，各抗日党派围绕抗战建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展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和协商。国民参政会对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探索，经历了从最初与协商民主较有效衔接互动到最终失败的过程。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和其它各党派、团体组成的政治咨询机关。1938年7月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以后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大会,到1947年,国民参政会召开了四届十三次大会。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为维护民主,坚持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后来成为国民党粉饰专制统治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一、国民参政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非常时期的非常产物。在日寇大举进攻、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参政会的召开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九ˇ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参政会中的协商民主思想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最高咨询机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是民主政治的讲坛。国民参政会的设置与运行体现出协商民主思想。国民参政会是战时协商民主的载体,具体体现在: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大会召集困难时所采取的战时参与国是的民主形式,相对其他机构而言,较为广泛地反映和代表民意;国民参政会是战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平台,各党派代表积极履行参政议政、问政监督的职责。     

国民参政会与人民政协——兼论国民参政会之性质

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抗战胜利后于1948年3月结束.它既不是真正完全的民意机关,也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人民政协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于1949年9月,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从表面上看,国民参政会与人民政协没有任何的关系,但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萌芽.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与中共统战策略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新设机构之一。它既非完全的民意机关,也非实施宪政的权力机关,但却集中了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各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本文试从中共积极参与国民参政会的角度探讨在非执政党地位上中共所采取的统战策略。     

张澜在国民参政会期间的思想主张和品格

张澜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他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他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爱国、民主，特别是国民参政会期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思想主张和品格。     

人民政协与国民参政会及“旧政协”的比较研究

从抗战初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80余年间,中国共产党从参与协商到领导协商,成为政治协商的重要主体,不断走向成熟,走向自觉,最终催生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探讨人民政协的源头、生成逻辑及与国民参政会、"旧政协"之间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挖掘、利用好武汉国民参政会旧址这一重要统战资源,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建立和巩固国共两党反独促统的统一战线,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祖国统一,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中外协商咨议机构的丰富实践及其基本经验

清末谘议局与资政院、国民参政会、沙特协商会议和埃及协商会议等中外协商咨议机构各具特色,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本文简述了中外著名协商咨议机构的履职概况,并从组织建设基础、政策法律保障、履职方式以及履职成果等方面总结了其基本经验。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在多党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民族危亡之际多党合作的联系纽带.它在抗战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战中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并团结广大中间力量共同抗战的重要场所,在抗战后期沦为国民党实施"一党专政"的工具.     

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研究简

目前还没有论著明确地回答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时间。笔者认为，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是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标志。本文就重庆多党合作产生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叙述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阐明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重要意义，强调重庆多党合作的产生标志着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密切合作的开端，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多党合作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1909-1946)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开始萌芽的,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政治文明激烈碰撞的结果,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政治民主的尝试。通过以清末谘议局与资政院、国民政府时期国难会议、国民参政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为考察线索,系统梳理和探究近现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     

中外协商咨议机构的主要教训及其对发展人民政协的启示

本文总结了清末谘议局与资政院、国民参政会、沙特协商会议和埃及协商会议等中外著名协商咨议机构的制度设计与实际操作中的主要教训,并由此提出了几点有关中国人民政协建设参考借鉴的建议:一是敢于面对现实,在思想上保持理性;二是在功能定位、职能履行和自身建设等方面重点突破;三是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向前发展。     

近现代中国“协商政治”制度渊源探究(1909-1946)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萌芽的,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政治文明激烈碰撞的结果,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政治民主的尝试。试图从清末谘议局与资政院、国民政府时期国难会议、国民参政会到政治协商会议为线索,尝试梳理和探究近现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     

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中的党派合作

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中,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团结、抗战、民主”的旗帜下,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围绕宪政问题开展了紧密的合作,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共与中间党派的合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且促进了中间党派在政治上向中共的靠拢,从而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历史渊源和良好开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协商实践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协商自觉,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巩固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间党派不断提升协商能力,为中共与中间党派开展协商提供可能。中共与中间党派主要依托"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和国民参政会展开形式多样的协商实践,确保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抗战时期中共与中间党派的协商实践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坚实基础,更为当前继续加强政党协商提供宝贵的经验启示。     

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研究

目前还没有论著明确地回答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时间。笔者认为,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是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标志。本文就重庆多党合作产生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阐明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重要意义,强调重庆多党合作的产生标志着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密切合作的开端,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多党合作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叙述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     

抗战时期我国多党合作及其历史经验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积极争取政策,与中间势力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团结为主、斗争为辅,以斗争求团结,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并通过对民主党派认识的深化,以"三三制"政权建设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机会,通过与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及联合政府创建中的合作,热心支持和推动民主党派组织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国民情境心理对渐进式道路的影响

心理是支配人类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力量，在我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和坚定中，国民情境心理这种外显突出的国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对未知和激进的恐惧心理影响了渐进式道路的初选和坚定，“认知不协调”下的“我选择我喜欢”心理强化了这种道路坚持。随着改革的进程深入，新环境形成新国民情境心理，激进冒险心理抬头，国民不满心理日渐严重，这就要求渐进式道路进行适时微调。     

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政府规制——从保障公众权益的视角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已步入宪政建设之路。然而，当前国民宪政信仰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宪政信仰之于宪政建设的重要性，重点剖析了国民宪政信仰缺失的根源，并且从宪法信用、社会自治、新闻自由的角度提出了塑造国民宪政信仰的现实途径。     

从高增长低福利到国民经济与国民福利同步发展——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历史与未来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先后以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为代表，创造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奇迹，但普遍奉行着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国民福利普遍未能够获得同步发展。笔者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也将是亚洲国家普遍增进国民福利的世纪，将国民经济发展成果转化成国民福利并保持同步发展，以及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扩大公共支出、造福全体国民，最终建立公平、正义、共享型社会，将是亚洲国家在本世纪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