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职业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更强,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而且职业流动性更强。初次职业是职业流动最基础的跳槽。以初次职业的种类及结束初次职业的原因作为分析的关键因素,纳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打工经历等因素分析其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因个人发展因素而结束初次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关于实现全面城乡统筹 做好农民工规划管理的提案

<正>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有较强烈的权利意识和生活追求目标,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根据有关调查显示,从打工动机上看,新生代农民工42.3%是为寻找发展机会;而传统农民工55.1%为赚钱养家。从工作稳定性看,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26次,而传统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只有0.09次,两者相差3倍。但从目前看他们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工种简单,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心理反差大,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涉及到我国产业发展劳动力构成及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等战略性问题。因此,2011年就城乡统筹做好农民工管理和规划问题,我们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如下:     

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进城务工青年职业发展研究

城镇化是未来我国社会与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重要战略领域。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发展不仅是当代青年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当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发展面临着观念、组织和政策等几方面的障碍,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应逐步转变相关政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认同的形成;推动企业承担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发展提供平台;并对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实施规范化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上一辈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6~30岁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6.8%。与2011年相比,30岁以下新生代农民工组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增加2.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其他组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上一辈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数十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及业余生活。     

农民工职业健康服务管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观点的讨论

我国的职业病位居世界首位,主要是农民工成为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大多数农民工的职业健康保障在我国的受雇佣体系中长期居于被忽视的境地.他们的职业健康问题会影响到一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企业来讲不再是可以简单束之高阁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必须切实处理好的现实需要.未来的中国农民工将是产业大军的重要力量,企业对农民工实施职业健康服务管理社会责任,是中国社会发展也是中国企业战略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式被政府认可,并且把他们面临的问题当作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来看待.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富士康N连跳"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企业、媒体与民众、政府三个主要角度,来探讨社会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方面存在的经验与问题.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这对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大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新生代农民工被历史推上城镇化建设的大舞台,且成为新产业工人,随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问题、市民化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就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通过梳理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广大学者们正从多元的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社会分层、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成本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是近期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切入点,而社会服务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亟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身份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中的主力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会很严格地遵守法律与市场的准绳,完全可以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     

挣扎与弥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关怀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缺失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制度障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的制约、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及社会大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忽视.因此必须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改进服务形式方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诸方面出发,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缺失和不足,进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的探索.     

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困”怎么解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边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必须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建立各级教育培训机构、企业和农民工三方共担的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增强其融入城市的能力。     

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对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问题的思考

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政治关注和社会关注的态势下,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作为一个新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也应该郑重提出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准确定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把握其群体性特征,透视新生代农民工对党的认同感,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价值诉求,科学设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战略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新兴群体,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这些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着重思考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如改变城乡二元制结构、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加强人文关怀等等,以期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借鉴.     

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大规模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不仅涉及制度政策与社会管理问题．更涉及心理融合与心态变迁问题。本文在社会心态的内涵与核心维度基础上，从社会建构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人本主义心理角度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知、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以及自我效能感与其社会心态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并指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重视、为其提供心理服务、促进其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重要途径。     

职业生涯与工作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实践

职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的根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和婚姻家庭的拐点出现,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在工作场域和工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良好适应状态,也由技术层次深入到心理层面.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可以为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提供基本支持.问题是城市向他们敞开了多少空间?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个性与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短工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是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消解民工荒、顺利实现市民化,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但是,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却成了其就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短工化不利于其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对市民化政策的稳步推进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短工化既是其个性特征的一种彰显,也是其理性行为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行为的改变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李磊、俞宁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