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扶贫战略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相对贫困，扶贫事业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新的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及时调整贫困治理的方向以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因此，应在治理模式上由超常规的集中治理转向常规性治理，治理动力由外部推动为主转向以内生发展为主，治理目标由解决生存问题转向解决发展型问题，治理思路由事后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防贫并举。同时，要从建立贫困识别检测机制、完善长效稳定增收机制、培育主体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乡统筹扶贫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研究

后扶贫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带领人民以解决相对贫困为核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巩固脱贫成果和加强返贫治理、消除多维贫困、推进乡村振兴等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这要求我们巩固脱贫成果,夯实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增强相对贫困治理的动力,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组织保障,推动相对贫困治理取得实际效果。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面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本质内涵、转向架构及路径选择

相对贫困治理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亟须研究的时代命题。治理相对贫困必须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序目标,需要嵌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逐步扩展和丰富相对贫困治理内涵。设置和构建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贯通的方法体系,尝试从治理理念、治理空间、治理行为、治理标准等核心内容进行转向建构,提升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包容协同性。聚焦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重点,文章着眼从方法论、宏观、中观、微观分层研究结构,将前提、起点、过程、结果的归正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志智双扶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的细化设计中,更为清晰和系统地展现相对贫困治理进路。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类型划分及治理机制

随着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我国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脱贫时代。依据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以及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新表现,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性贫困和代际贫困是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主要类型。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促进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树立相对贫困治理理念、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标准、整合相对贫困治理路径、完善相对贫困治理制度,确保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按理办事、有据可循、有路可行和有法可依。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

治理相对贫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重心和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和制度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从相对贫困成因切入,构建“经济收入—人的发展—制度安排”相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审视贫困治理政策面临的治理目标、政策体系、话语表达的转型与挑战,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我国反贫困的战略转变与治理重点

摆脱贫困是党和人民的历史夙愿。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揭开了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的序幕。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面临农村发展不充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分治二元扶贫模式矛盾等长期性挑战。我国反贫困战略也迎来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从聚焦农村治贫向统筹城乡治贫、从注重脱贫速度向提升脱贫质量的四重维度转变。进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关切,因此要做好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坚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治理多维贫困,构筑中等收入者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统筹城乡相对贫困综合治理,从而为解决21世纪相对贫困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回顾、成效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成就,并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模式,在构建"大扶贫"格局、多元化扶贫主体、动态化扶贫目标、多层次扶贫政策、立体型扶贫对象识别机制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当前,以扶贫标准上调为标志,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将进入一个新阶段.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继续优化扶贫战略、重构扶贫机制,包括扶贫目标瞄准机制、扶贫项目选择机制、扶贫资源管理机制、长效扶贫机制和扶贫政策协调机制等,努力开拓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大数据视角下中国精准扶贫的策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扶贫减贫问题的推进,扶贫已进入到攻坚克难阶段,原有的扶贫策略无法精确识别贫困家庭、分析贫困原因,扶贫方式不再适应新的贫困形势。现阶段贫困呈现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贫困原因复杂多样的特点,精准扶贫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借助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开展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做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全方位扶贫,落实精准扶贫措施,考核扶贫效果,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测度原则与路径选择

消除绝对贫困任务完成后,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前提是相对贫困测度标准的确定。关于农村相对贫困标准,学界主要有单维贫困标准论、多维贫困标准论和基本需求标准论。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不仅指相对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贫",更指其社会发展的"困"。应建立体现经济之"贫"与发展之"困"并重、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适度的复合测度标准。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既要解决相对贫困主体经济收入问题,又要解决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权利问题。应以提高工资性收入为重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之"贫",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其发展权利之"困",以志智双扶解决其发展能力之"困",构建以"贫"与"困"为主要内容的防止返贫监测机制。     

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化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自洽性，这为双方协同推进机制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合作社因其制度益贫性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组织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强，为了满足社员的多元化需求，合作社不断拓展经营业务。这使合作社能够从不同维度参与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活动，帮助化解相对贫困群体的多维贫困难题。通过双方协同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建立融合资产收益扶贫、合作养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社区性服务业为一体的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作社增强资金实力、培养合作人才、增进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我国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0年后,我国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遵循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实践性与前瞻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应立足于相对贫困的特殊性,分别从治理主体机制、识别机制、协同机制、衔接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起一套不同于绝对贫困的全新的治理机制,为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的缓解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脱贫攻坚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政策选择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是,消除贫困并不意味着反贫困任务的终结,相对贫困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因此,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减贫工作的历程,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分析脱贫攻坚后相对贫困的新特征,从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和低收入群体救助制度、推进公共产品均衡化供给等方面,实现国家扶贫减贫政策的调整和优化。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积极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基于山西省H县X村扶贫工作的实证调研

坚持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是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山西省H县X村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市场主体缺乏、社会扶贫力量薄弱、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为推进扶贫工作见实效,应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等途径构建扶贫主体共建机制,通过因地施策、加强教育引导等方式构建帮扶措施共享机制,从而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     

中国脱贫攻坚政策演进及“后2020”时期政策调整研究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后2020"时期,如何防止贫困反弹并实现扶贫效果长久化、制度化,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必须面对和考虑的战略性问题。文章在辨析贫困概念内涵基础上,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攻坚政策及其成效。研究指出,"后2020"时期,绝对贫困即将成为历史,相对贫困将会显现,为应对相对贫困,需要调整扶贫标准,克服扶贫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痼疾顽症。文章最后提出了"后2020"时期扶贫工作对策:一要克服扶贫管理碎片化现状,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二要继续加大对深度贫困的攻坚力度;三要建立起脱贫再返贫防范预警机制;四要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推动可持续能力提升。     

大数据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失准”的改进

正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新要求。所谓精准扶贫,它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有计划性地对特定的贫困区域及其贫困人口进行帮助与扶持,以期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的一种正向社会变迁过程"。诚然,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其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三个精准",即精准识别贫困     

习近平关于教育扶贫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扶贫与教育的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消除贫困的思想,在长期的扶贫工作实践中,围绕为什么要教育扶贫、怎么样教育扶贫这一教育扶贫工作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刻而系统的论述。习近平关于教育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后扶贫时代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