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山东和广东的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治理效能”分析框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经营参与、利益分配形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规则,进而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其中,以集体主导的股权结构、劳动过程式参与以及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激活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公平效率兼顾。而以个人主导的股权结构、股东监管式参与以及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则强化了集体经济的经济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公共性,导致乡村治理有公平却缺乏效率。治理规则是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中间变量;构建公平效率兼顾的具有公共性的治理规则,是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元价值目标的关键。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包容性治理：城镇化社区治理策略选择

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进城入镇农民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场域，并由此形成一类独特的社区形态，即“城镇化社区”。此类社区因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所以治理机理复杂、形态各异，总体治理水平较低、成效不佳。寻找国家政权力量的基层有效性和维护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成为城镇化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一大难题。西何社区作为城镇化社区的典型代表，其治理突出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兼容并包的治理资源、党领共治的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包容性治理特征且富有成效。结合包容性治理主体、过程、成果三大维度与西何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发现包容性治理与城镇化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西何经验充分展示了城镇化社区包容性治理策略选择的必要与可能。     

治理性团结：当代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目标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种治理与建设并重的新思路。治理共同体在团结的语境下贯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为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其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团结，即“治理性团结”。在实现路径上，建设治理共同体需要“寓建设于治理之中”。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治理和建设，一方面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发育，另一方面透过多元主体更好地实现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社区治理体系转换成团结社区居民的架构，使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团结社区居民的能力。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以银川市“四优四提”模式为例

社会资本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社区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的基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加快培育社会资本。宁夏银川市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探索出了“四优四提”基层治理模式,基层党组织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社区治理,大力推行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同时借助信息化平台支撑,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越的环境。     

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情感生成逻辑——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践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情感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起到黏合的重要作用。围绕基层治理中的情感生成,结合对佛山市南海区“创建熟人社区”工作的实践考察,描绘了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情感生成的现实图景,总结了情感演化生成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情感移植—情感再造—情感升华”是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情感演化生成的内在逻辑。其中,情感移植阶段主要采用借鉴方式,重构个体身份认同、强化群体家园归属;情感再造阶段主要运用优化方法,化解矛盾、达成共识,整合资源、激发活力;情感升华阶段主要使用创新手段,营造氛围、培育信任,夯实基础、厚植责任。三个阶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仅为情感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新的启示。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三重逻辑

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和融入社区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背后有其重要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及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实践逻辑,并在时代背景下随着基层党建重心的变化而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价值取向,并且已经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解读

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战略,其核心是治理.治理的基础品性是主体多元且平等;国家可以是“大国家”即拥有语言、文化、种族、历史、领土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制度性权力运作的共同体,也可以是“小国家”即作为民众所在场景中与市场和社会并列的系统;现代化就是向“现代”的发展演化.国家治理,顾名思义,就是将治理融入国家系统,从而有“大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小国家”的国家治理并涉及相应层面.在国家层面,治理与现代化有相通之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而应该注重本土导向,即将国家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中国化,同时,对国家建设的中国实践进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角色特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均需内化治理理念.各方只有更好地自助和自我增能,才可以互动共进,共致目标.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有效承载体。在深刻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基础上,立足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实践,从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人人有责为基础,增强居民共同体意识;以人人尽责为抓手,培育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以人人享有为目标,聚力保民生聚民心等方面探索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有机叠加使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更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现实逻辑。基于此，文章拟在“政党—政府—社会”视域下阐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所裨益。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政经分离与农村基层治理转型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物质收益持续提高。然而,高度集权的农村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的基层治理格局,导致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经分离是珠三角农村的一项综合改革,通过将自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运行相分离,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政经分离改革引发了农村基层治理秩序重构,农村选举焦点将从村委会转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集体经济面临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农村社会治理亟待突破户籍限制,构建现代服务型社区;农民的制度规则意识、市场风险意识、责任主体意识均需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