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成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存治理结构可以概括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这种局面显然已构成建立规范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障碍。本文在全面分析其形成原因的基础上,认为控制"内部人控制"的基本方向是构造恰当的制度安排,引入出资者对内部人的制约,充分保障资本所有者利益。     

我国现阶段"涉黑"职务犯罪现象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职务犯罪是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的两类犯罪,"涉黑" 职务犯罪更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腐败联姻的高级犯罪形态。本文通过文献调研结合个案 分析,从五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涉黑"职务犯罪现象进行了剖析:犯罪主体特征、犯罪性质 及触犯罪名、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涉黑"职务犯罪人的关系、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国家工作人员 的行为方式以及黑金政治。     

论公司、企业犯罪情报体系与内容的构建

公司、企业犯罪情报是反映公司、企业犯罪现象及其规律特点，并可以作为侦查决策依据的信息。公司、企业犯罪情报体系是侦查部门为适应现实需要而建立的，以人的智能为主导，以信息网络为手段，以提高侦查能力为目标的情报支持系统。公司、企业犯罪情报汇聚并整合了公司、企业的身份、经营、监管等方面的信息，为打击和防范公司、企业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制与完善——兼论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协调

商业贿赂是指在经济、金融或者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交易机会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包括第163条、184条第1款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005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现行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与之尚存在一定差异。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应重新解释第163、164条的罪名;增加单位刑事责任;扩大贿赂的范围;修改既遂的标准;完善关于间接受贿、间接行贿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数额较大"等构成要件。     

“套路贷”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研究——以戴某等人“套路贷”一案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民间借贷日益活跃,一种新型犯罪"套路贷"案件在全国各地频发,严重扰乱了社会金融秩序,危害群众的合法财产安全。"套路贷"是一系列犯罪行为的统称,"套路贷"犯罪具有犯罪组织集团化,犯罪主体年轻化、无固定职业,作案手段套路化等特点。对此种犯罪应采取核实公司性质、查证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案件串并等侦查对策。     

公司犯罪的内涵与外延研究

公司犯罪的概念在我国有一个发展过程,迄今未见统一。以同类客体为标准,将公司犯罪的内涵界定为"自然人或单位实施的违反公司管理法规,侵害国家公司管理制度的依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更能体现公司犯罪的本质特征。明白其内涵,确定其外延,有助于分析公司犯罪的特点,并为找出公司犯罪的原因和治理对策服务。     

论虚报注册资本罪

企业公司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企业制度与国际企业制度接轨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公司在我国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国第一部公司法是于1993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在公司制度建立和公司出现之前，当然不存在虚报公司注册资本的犯罪，因此，79年刑法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虚报注册公司资本的犯罪。随着公司制度的建立，公司的出现也日益增多，虚报公司注册资本，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也随之产生。为了维护公司制度，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将虚报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企业犯罪治理的本土向度:量刑精细化 ——刑事合规语境下的考察

与自然人犯罪相比,企业犯罪更有必要也适合实施精细化量刑,这是由企业的组织特征、"轻轻重重"量刑激励模式、企业犯罪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等因素共同决定.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量刑精细化探索,并逐渐扩展到单位犯罪尤其是企业犯罪领域,美国《量刑指南》在此方面有着成熟的借鉴意义.在刑事合规语境下,量刑精细化的路径建构需要从教义学和立法论两个层面出发.     

网络传销犯罪的新特点与侦查对策实证研究——以“GBC"传销案件为例

打击网络传销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是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重要职责。从"GBC"案件看,网络传销犯罪呈现出依托网络、扩散速度快;层级严密、规避风险;传销模式易被复制;审讯抵触、反侦查意识强;证据隐蔽、电子数据成关键等新特点。公安机关在打击防范网络传销犯罪时,需要运用数据思维,从犯罪公司入手,建立"主动侦查、情报导侦、合成作战"的办案机制,强化"电子数据""司法审计"的法定证据作用,加强"平台"和"类罪模型"建设,注重事前防控,精准有效打击网络传销犯罪。     

关于我国网络刑法实施效果的"破窗理论"分析及反思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网络刑法制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网络犯罪的现状来看,其实施效果依然堪忧,网络提供黑客程序工具的行为有增无减,黑客犯罪产业链是换汤不换药,木马犯罪虽有所减少,可是依然盛行,修改浏览器首页劫持流量的黑色产业链逐渐成型,网络钓鱼的犯罪链条也异军突起.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破窗理论"来分析黑客犯罪,将这些理论分析应用到我国网络刑法实施的实践中去,则必然能够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为众多网民创造舒适的网络环境.     

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本文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中董事、经理的范围和同类营业的内涵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明确本罪犯罪构成。     

虚假破产罪若干问题研究

虽然《刑法修正案（六）》对构成虚假破产罪主体的公司、企业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但从立法精神上来看,虚假破产罪的主体应当只能是法人公司、企业。虚假破产罪的行为内容不仅包括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行为,至少还应当包括申请启动破产程序的行为。认定虚假破产罪要注意其与妨害清算罪以及非虚假破产的普通逃债行为的区别。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主体界定的几个问题

单位犯罪主体是单位自身,因为它（单位）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组成人员和财产,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并能相对独立地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单位实施犯罪是基于自己的整体意志,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判定一个单位是否能够成为犯罪主体,不能以其是否是法人为标准,不能以其所有制的性质为标准。因此,国家机关、私营公司、企业以及单位的分支机构、内设机构均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犯罪心理学分析

所谓农民工“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是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或权益,是一种具有非法维权性质的行为。农民工犯罪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相对人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实施先行主动攻击的单位或人,主要是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其犯罪的主要诱因在于客观。二为相对人的不确定的犯罪,即犯罪对象为一般公民,此类犯罪的主要诱因在于主观。农民工“自救式犯罪”为相对人确定的犯罪,即属于第一种表现形式。据统计,“自救式犯罪”是农民工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自救式犯罪”的内容没有完全排它性的界定,主要是财产犯罪,杀伤犯罪、经济犯罪等。     

不依法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理解与适用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防止投资者受到欺诈,我国相关金融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相关公司、企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的形势是,许多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并不依法披露其应该披露的信息,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我国97年刑法中只有“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并未将其他不依法披露信息的行为纳入调整的范围,因而对于绝大多数不依法披露重要信息的行为无法施以刑罚。因此,为了有效地保障广大投资者及时获取完整、真实信息的权利,《刑法修正案(六)》对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进行了修正,从主体、行为方式、披露的对象等方面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     

妨害清算罪之立法反思与完善——以我国现行公司、企业清算制度为背景

随着新《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公司、企业清算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对清算人②、清算义务人③等相关主体违法清算或怠于清算的民事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亦逐步完善。然而在刑法规制层面上,则仅有妨害清算罪这一罪名,并且由于其立法之内在缺陷,未能完全反映当前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在刑法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从行为方式、时间要素、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入手,完善妨害清算罪立法,以期实现对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及债权人利益的全面刑法保护。     

论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的概念及构成特征

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罪名中所称的"假币",包括伪造和变造的货币,其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和国家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购买假币不一定是用真货币购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以假币换取货币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以多换少"与"以少换多"只能以本罪一罪论处。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金融代办员同样可以成为本罪主体。主观上的明知包括确知和明知可能性两种情况。     

试论“出境赌博“及其治理

目前被广泛称之为“境外赌博”的去境外赌场进行的赌博活动应更正为“出境赌博”,这有利于依法禁赌,有利于将其与“网络赌博”“通讯赌博”区别开来,有利于突出其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危害,也有利于体现其本身特点。对于“出境赌博”的治理,一要遏制“出境赌博”的境外土壤;二要加强境内相关人员和资金的管理;三要在全社会范围内为治理“出境赌博”营造良好的氛围。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难问题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成立的理论基础是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但应注意这种共犯是有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共同受贿的不同形态进行定性分析.在共同受贿犯罪中,每个共同犯罪人要对共同受贿的所得数额承担责任,而不能以个人分赃的数额量刑定罚.     

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构成贪污犯罪时,并不要求挪用公款行为必须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同时,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后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也应当按照贪污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