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可能性理论：完善刑罚合理性的新契机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根本上是为了弥补刑罚由其理论缺陷所产生的现实非正义的问题而产生。作为一个学界热点议题，学者希望以此理论完善现行刑法的合理性。虽然期待可能性的现实空间仅基于外部原因所造成的“剩余”情形，其适用领域并不广泛，但就其应用价值而言，无论从立法和司法角度都对我国刑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创设未成年罪犯社区服务刑罚的思考

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本文主要探讨在我国为未成年罪犯创设社区服务刑罚的合理性,以及司法实践中适用社区服务刑罚的具体设想。     

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认定重大立功的刑罚标准的合理性及其适用

认定重大立功的刑罚标准应当具有确定性,必须是法定刑,只能被划在无期徒刑这一刑格上。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罚标准完全符合这三项指标,应当在实践中得到坚持和运用。理解“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时,应注意“刑罚”通常是法定刑,当被检举人案件较检举人案件先行判决时,此处的刑罚是宣告刑。认定重大立功的刑罚标准时无需同时考虑量刑情节。     

以法制权依法治权--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思考

领导干部监督机制是在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是权力监督的问题.我们虽然在领导干部监督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行领导干部监督工作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日渐突出,监督机制滞后、失效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监督机制,既要以法制权,科学规范权力运作方式,又要依法治权,将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有效控制之下,编织制约腐败的天罗地网.     

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但是,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本文拟从全新的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剖析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挖掘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     

通过犯罪分层制度控制死刑

控制死刑一直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必须履行的国家义务。通过对犯罪进行分层处理,把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最严重犯罪”的层次内,通过立法规定明确“最严重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切实做到有效控制死刑的适用。     

酷刑罪与中国刑法

从国际刑法的角度,酷刑罪是指公职人员违背国际公约,为了特定的目的,故意实施的使他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行为.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已难以适应打击酷刑行为的需要,在保持刑法典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刑法中滥用职权罪的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     

对单独教唆犯刑事可罚性的质疑

教唆人的教唆行为的后果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单独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不属于实行行为 ,不能确认其为犯罪。因此 ,应对我国刑法第 2 9条第 2款进行修改 ,取消对单独教唆犯的刑罚 ,以保障刑法分则与总则立法精神上的一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审判程序保障机制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程序功能作用要求主要包括程序分流、程序导引、程序刚性、程序柔性、程序监控五个方面，其贯彻需刑事审判程序做保障。调整和完善现行保障机制可择以下路径：增强一审程序多样性，实现轻重案件审理的程序分流；增强二审程序实效性，实现针对性强、对抗性强的程序导引；增强复核程序严格性，实现标准更高、权威更强的程序刚性；增强再审程序可控性，实现启动慎重、处理终局的程序监控。     

NGO在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刑罚处置的功能和作用亟待加强;NGO组织的天然优势使其成为实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必然选择;NGO组织在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的功效显著。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的完善

合理的刑罚结构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文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了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下,如何完善我国刑罚体系中的自由刑：一、无期徒刑;二、有期徒刑;三、管制;四、增加社区矫正刑。文章并针对刑罚制度的弊端,提出了修改的建议和措施,以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实现刑罚现代化。     

对侦查中有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是今朝才有的,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发展渊源的。研究该项政策的发展历史、理解其合理的涵义,对于正确运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打击犯罪的首要环节,侦查中更应准确理解和应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有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到实处,才能进一步达到侦查法制化的目的。     

法官裁量与中国刑罚体系的完善

刑罚权,是立法权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和人权制度.江苏省高级法院最近公布施行了刑事审判中的<量刑指导规则>,引起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争论.确定量刑标准必须考虑物价、地域、历史、形势、政策、物价、民心、法官素质等因素,属于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应属最高法院行使,但中国刑事审判特别是经济犯罪审判长期存在着量刑轻重混乱的情况.江苏高院的做法只是将一直享有具体案件的裁量权和具体标准的适用权规范化成文化而已,这主要是最高法院指导全国刑事审判的失范造成的.可考虑放宽刑法中的量刑标准、减少死刑等,以及设置司法解释审查机制,编制全国量刑通报,同时必须加强法官判案释理和强调法官独立.     

再论少杀慎刑与构建和谐社会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将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全党、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指针。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多种手段并用,坚持“以人为本”更要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从倚重“严打”转向“宽严相济”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少杀慎刑是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少杀慎刑。     

地震灾害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新解读

对于灾害背景下在灾时、灾区发生的刑事案件，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通过对时间和区域上的区分，合理配置稀缺的司法资源，以更好地运用刑事司法维护灾区稳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灾时、灾区出现的性质颇为恶劣的犯罪应当从严惩处，在“严”的同时不能忽略法定“宽”的认定，“相济”的把握应以灾区人民法益最大化为标准。对刑罚的适用应选择恰当的刑种、量刑强度和科学的处遇以实现正义价值，达到犯罪预防，并始终坚持对犯罪人人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