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欧盟推动对华“去风险”

自欧盟提出对华“去风险”以来,这一表述短时间内成为欧美对华政策主基调,并推动美西方对华政策新一轮合流。欧盟对华“去风险”内涵刻意保持模糊,实质上强调“减少依赖”甚至部分“脱钩”,核心手段包括提升技术实力、外国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对外投资管控等。欧盟对华“去风险”主要受地缘政治焦虑加剧、经济保护主义冲动上升、强调统一对华立场、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欧美对华协调加强等因素影响,将加剧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压缩中欧合作空间、加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其走向有一定不确定性,全面落地并不容易。     

“德国问题”回归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言,德国似乎再次成为“问题”：德精英“疑欧”倾向明显增强,民间“疑欧”倾向前所未有,德国政府也不再顾忌其他成员国感受,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开始“单干”。“德国问题”再现既是德国历史记忆及负疚感淡化的结果,也与两德统一效应20年来持续发酵以及媒体对政府欧洲政策影响力增大有关联。德国对欧态度的变化及政策调整将对欧洲一体化造成重大影响,德国很可能由欧洲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转变为保守甚至阻碍力量。     

《欧盟宪法条约》与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盟宪法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一个新的里程碑。欧宪条约在法国、荷兰遭否决,暴露了当前欧盟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欧盟“成长中的烦恼”。经过反思和整顿之后,《欧盟宪法条约》将“重新复活”,并将推动欧洲一体化更加稳步和健康地发展。     

“回”字的迷思

买了张双程飞机票,立即用“伊妹儿”告知大陆朋友：某月某日乘某次航班回上海,请他按时到浦东机场接我。继而一想,这“回”字用的贴切吗？如果用“到”、“去”也未尝不可呀!回者、返、归也。现在家居美国,那边已经没有我安身立命的家园了。现时既是如此,又何以“回”得？赶忙查字典：回：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市场一体化问题研究

"珠三角"是我同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时代及经济的发展促使"珠三角"不断扩大自己的腹地,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市场广阔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于2003年7月首次提出"泛珠三角"这个概念,并逐渐得到了各省区的积极响应,从而实现从小珠三角到大珠三角的飞跃.     

独联体的“独”与“联”探析

独联体大致经历了重独轻联、抑独促联、整独局联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具有协调性质的特殊国际组织,独联体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独”与“联”的问题,即各成员国既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独立,又要在独立的基础上,组建有利于自己的联合体。独联体最终将形成何种模式,尤为引人注目。     

津巴布韦“土地征收案”评析

南共体法院自2005年8月开始运作,它受理的第一个案件是津巴布韦土地征收案。该案明晰了南共体法院的运作过程,及在此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南共体法院目前的管辖权过于宽泛,有干涉成员国内政之嫌;二是南共体法院判决的执行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这会影响地区一体化的实现。要使南共体法院真正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有力工具,南共体首脑会议必须对有关南共体法院管辖权及其执行判决的规定进行修订,而南共体法院本身也应当限制自己的管辖权。     

试析东盟经济一体化的限制因素

东盟在成立时曾提出要加强东南亚区内经济合作, 但发展至今, 东盟内部的经济一 体化水平仍然很低, 其限制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政治合作才是东盟合作的真正动力, 地区内 经济合作偏于强烈的象征意义;二是独特的“东盟方式”———追求国家利益, 成员一致和政治合作 “三位一体”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合作深化的绊脚石;三是东盟国家高度依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弱 了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动力。东盟只有通过利益协调、制度完善和发展模式转型“三管齐下”, 才 有可能保持自身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主导作用     

“10＋3”机制：东亚经济一体化模式的雏形

经济全球化的两大趋势给东亚提出了两大问题，这与东亚金融危机一起加快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模式的雏形——“10+3”机制的产生。作为目前东亚地区合作的唯一主渠道，“10+3”机制适合东亚的特点，推动了东亚合作的进程，为地区一体化确立了框架；并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松散性、高起点性等特征；为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应采取调整经济结构、完善机制、加强东北亚合作和增强东亚地区互信等措施。“10+3”机制是区域合作新框架的尝试。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俄罗斯经济“V型”增长的原因基于“广义制度关联性”的解释

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明显呈“V型”增长：叶利钦时期大幅下降；普京时期大幅上涨。本文以广义制度关联性为分析视角解析整个“V型”过程。广义制度关联性作为分析工具，包括三个层次即基础性制度与次级制度的关联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联性以及正式制度与制度运行环境的关联性。叶利钦时期广义制度关联性遭受严重破坏是俄罗斯经济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而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得益于对广义制度关联性的修复。     

伪满“建国精神”与“国防”关系刍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东北变成进一步侵华犯苏的基地,在穷兵黩武的同时为维持伪满傀儡统治的稳定,将伪满建国精神与国防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建国精神为伪政权进行张目的存在价值,决定了伪满国防带有明显的虚伪性与脆弱性。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抗疫策略,中国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完全安全化”的路径,而日本遵循的则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通过梳理 “安全化”模式和“安全化”困境的既有研究,对 “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的“安全化”进程及特征以及“完全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中,施动者应对威胁进行准确判断、施动者与受众共同发挥抗疫主体作用、“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而“有限安全化”模式则具有受众发挥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须同时在场的特征。上述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具有借鉴意义,无论选择哪种抗疫模式,为了切实保障人的安全,都必须在抗疫过程中确保“去安全化”的在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安全化”的困境,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威胁。     

中国与巴西关系中的“去工业化”议题评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去工业化”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一个重要政策议题,该议题的实质是国家对其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地位的长远忧虑.中国和巴西间的经贸关系也面临着该议题的困扰.鉴于工业部门在两国各自发展和崛起战略中的重要性,正确应对该议题关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中巴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是出于推动双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中巴在“去工业化”议题上的探索,也可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去小泽化”与日本民主党派阀整合关系的研究

去小泽化是菅直人借助鸠山内阁时期的非主流派前原集团、野田集团,以鸠山的引咎辞职为契机,利用小泽一郎政治献金丑闻,在民主党党内掀起对小泽金钱政治的强力批判,通过消除小泽一郎的政治影响力、将党内最大的派阀小泽集团边缘化,实现民主党权力结构的一元化.这不仅仅是民主党党内长期存在的小泽过敏症的综合反应,也是民主党党内非主流派要求权力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去小泽化造成的党内裂变,不仅加大了民主党政权运营的难度,也加速民主党党内的政治势力重组.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东盟贸易——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一直很低,经济缺少互补性、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被认为是主要原因。哪些因素导致了90年代以来中国东盟贸易相互依赖的深化呢?本文分析发现,虽然从1993年以来中国东盟双边经济互补性有很大提高,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并没发生大的变化。中国东盟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需要引进经济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本文认为,中国东盟从各自利益出发对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与重视推动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的对外贸易结构。     

“二月二”与“三月三”

中国传统节日、节令文化是十分丰富的。春季除春节、清明等重要节日外。夏历二月二和三月三也是重要的节日。二月二:踏青节二月二,又称踏青节,这个风俗唐朝时已经有了。白居易《二月二日》诗中说:“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     

东盟“伊斯兰化”与东盟10国对以关系的互动研究

冷战结束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发展和东盟扩大创造了条件。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近年在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深化,这两国出于宗教情感而持反以亲阿的态度,并将其变为东盟意志,无视东盟大多数成员为非伊斯兰国家且与以色列合作良好的事实。这既体现了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现实在东南亚的投影,又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宗教转向”和东盟国家在伊斯兰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以色列实际上已成为东盟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成员国之间的宗教“柏林墙”。欧盟模式应是东盟可资借鉴的方向,东盟制度建设乃至维系存在的基础在于：一是加强东盟制度民主建设,二是东盟机构的“去宗教化”。马来西亚和文莱可以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宗教组织发出其宗教诉求,但东盟绝非在宗教上的合适平台。     

“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在90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与“开放的地区主义”是分不开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是拉美国家在进行对外开放改革时的必然选择，表现在拉美国家在区内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与区外国家的关系，现行的拉美一体化组织加强与本地区国家和其他次区域集团的经贸合作，并积极地发展与半球之外的国家或集团的经贸关系。目前，拉美国家正在与美国等国进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指导下，拉美国家正在向着迈阿密美洲首脑会议所确定的2005年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