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执政以来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强大的“政权党”。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不利因素和不定因素。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执政当局造成振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现阶段，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第一，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及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结论：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当前普京"新政"的特点与走势

俄罗斯最近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表明 ,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识形态已发生变化 ,普京的权势达到了高峰。俄罗斯政治自此进入了以建立“可控的民主”为特点的新时期。“可控的民主”的实质是政治上相对集权。俄罗斯正处于多种所有制关系和市场自由交换关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阶段 ,“可控的民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因此 ,在俄罗斯从传统的极权主义向真正民主制过渡的长时期内 ,“可控的民主”的相对集权是适度分权的另一种表达 ,是一必经的发展阶段。从执政方向上看 ,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 ,普京必须扭转 4种不利发展趋势 :( 1 )经济的原料化趋势 ;( 2 )经济的相对封闭发展趋势 ;( 3)社会管理的官僚化趋势 ;( 4 )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趋势。在内政方面 ,普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改造、推动俄罗斯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实行行政改革。     

俄罗斯中东政策的演变

俄罗斯的中东政策经历了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梅德韦杰夫时期三个阶段。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中东政策缺乏战略考虑,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围绕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扩展国际影响力三个目标形成了明确而积极的中东政策,梅德韦杰夫时期基本继承了普京时期的中东政策,但在中东地区的政治问题上较多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合作。     

再论俄罗斯社会转轨道路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社会转轨是不成功的 ,其问题不在于选择了“市场和民主”的目标模式 ,而在于转轨的政策与实践背离了国情。叶利钦转轨道路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但是 ,历史存在所体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历史存在的正确性是不能相互混淆的两回事。不论历史存在正确与否 ,其合理性实际指的是它合乎逻辑的性质。普京上台后否定了叶利钦的转轨道路 ,形成了与俄罗斯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模式。这种否定再次说明民族国家的生存利益高于民主制度建设的利益。文章最后对俄罗斯与原东欧国家社会转轨做了比较性思考。     

一部全面评述当代俄罗斯政党的力作

政党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党组织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和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政党体制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历了持续动荡的“叶利钦时期”和日趋稳定的“普京时期”两个阶段。俄罗斯的政党组织也经历了分化、重组、变迁和发展的过程，     

普京新政与俄罗斯发展的几个趋势性问题

普京当选总统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将以整顿和调整为核心内容,以稳定和发展为目标.普京实行新政可能使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出现不同于叶利钦时期的某些特征,这种差异的积累和效应将使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出现某些非叶利钦化趋向.     

“第二次转型”的理论向度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多样性——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制度转型为例

对于俄罗斯而言，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转型既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但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体现出一定的断裂性。自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俄罗斯改革的目标，至少在口头宣示上，与其说是从极权体制向民主制度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如说是要从叶利钦时代转型形成的制度陷阱——非效率制度均衡中脱离开来，试图通过增加国家能力的途径建立新的效率制度均衡。运用“第二次转型”的理论范畴有助于全面认识发生在俄罗斯的由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化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转型进程，能够对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之所以败、普京时代俄罗斯之所以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同时，这也表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俄罗斯的“世界新秩序”论与外交选择

俄罗斯对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同俄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大国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俄国内对于当今世界和世界新秩序有四种观点，其中“多极世界”论和“美国单极世界”论对俄外交影响最大。独立以来俄在如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外交政策选择存在三种取向上的论争，并在事实上构成了俄外交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普京外交的实用主义即“利用对手的力量为我所用”，这同普京的国家利益观相关联，也是俄罗斯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决定了它的两重性和矛盾性。对“多极世界”构想的预期是多方面的，但叶利钦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反应均被更多地赋予了对抗性和制衡性，普京执政后开始将其转向理性而务实，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多边合作。     

再论俄罗斯国家转型中的“普京主义”: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作为俄罗斯在渐进改革阶段的主要产物,"普京主义"适时应对了叶利钦末期上演的经济转型危机与社会转型危机,逐步建构起大众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政治能力有所增强,同时致力于实现安全稳定、运行秩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转型目标。借助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固有争论,化解俄罗斯转型时期难以回避的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之后,"普京主义"继续折射出多种国家治理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处于渐进改革时期的俄罗斯必须寻求一种基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均衡。     

“朝贡”与“条约”之间

本文根据暹罗方面的史料,围绕两国间有关"朝贡"与"条约"的交涉,重新探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与暹罗的关系。     

A "Superpower" instead of "Unipolarity"

The power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a country depend on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based on economics. While addressing to the press in Kansas on July 6, 1971, President Nixon noted: "Comparing to our overwhelming positio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facing immense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never expected before. " He added, "In terms of economic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 longer a dominant power or an overwhelming global power. At present, there exist not only two superpowers. In consideration of eco-     

俄罗斯文化中的“和”、“同”、“一”思想

东西方文化存在“异”的一面,也存在“同”的一面,即“和”、“同”、“一”的思想。很多俄语词的词义本身就表现出“和”、“同”、“一”的思想,汉语也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追求的价值取向都离不开“和”、“同”、“一”的思想。     

“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

19世纪末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和参照的现代化进程的铺展和中国国家制度的疾速衰竭,使汉语在世界语言的中心地位也发生了颠覆式的位移,逐渐滑落到边缘地位,"汉字文化圈"也呈现出破裂的态势。21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实践及其重大转型,为汉语的复兴和精神重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下,将重新"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命题,这意味着以西方文化为轴心的单向度的世界文化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以汉语复兴为切入点,中国文化将成为解构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在重新"发现汉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吸收其他语言文化资源的同时,坚持汉语及其文化形态的输出立场,摒弃中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态,建构一种语言的"天下精神",从而使汉语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试论生态旅游“大众化”与大众旅游“生态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旅游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已俨然成为发展旅游业的制胜法宝。但现实中，生态旅游发展遭遇的诸多问题使人们开始醒悟：生态旅游本身也有不可持续性的成分，通过生态旅游“大众化”维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似乎越发偏离发展生态旅游的初衷；同时，大众旅游长期以来蒙受“不可持续”不白之冤。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大众旅游——其可持续性成分与生俱来。     

“1666”

对女人服饰最恶毒的评价莫过于"老羊装嫩",而这样的规则对男人却一点儿都不适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已经过了最佳年龄段却还穿着为妙龄少女设计的服饰在四处招摇,(而且我们大胆假设,这些女人们一边走还一边发出咩咩的叫声),成了一道让人难堪的景观.     

"New Wars" and Rumors of "New Wars"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endency to suggest "new" classes of wars that are presumably different from all wars we have known and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andscape of armed conflict has changed so dramatically that it has necessitated a revision of the prevalent typology of war,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and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etiology of war. While it is clear that patterns of warfare shift across time and space, it is not clear that war itself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and has become inexplicable in light of theoretical arguments in world politics as many "new war" theorists suggest.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many of the "new wars" are simply amalgamations of various interstate, extrastate, and intrastate wars-i.e., the "old wars"-that have been lumped into a single category. The result is a hodgepodge of armed conflicts whose different correlates derive from their diverse morphologies rather than their novelty as wars unlike any we have experienced previously.     

"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新世纪的霸权理论

"失败国家论"认为"失败国家"没有在国际社会生存的权利,"新帝国主义论"主张对"失败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两论"是新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英等国提出的新干预理论,"两论"的实质是要美国借当前国际反恐之机依靠武力建立新世纪霸权.在国际社会求和平、求发展的时代,"两论"势必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两论"也不会有好的前景.     

"大中东计划"背后的"石油美元"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美国护持霸权的经济机制是"石油美元".然而冷战结束后,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欧洲统一货币欧元于1999年诞生,并在欧盟多数国家启动,从而对美元的地位构成挑战.又由于欧盟与石油富集的中东国家有密切的经济、政治关系,中东反美国家,如伊拉克在欧元启动后不久就要求其石油买家以欧元作为偿付货币.因此,"石油美元"面临现实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美国拟采取军事手段,而九一一事件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反恐和推进民主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于是"大中东计划"得以推出.它在本质上是美国全面控制中东地区、以保护"石油美元"、维护霸权的计划.     

"9.11"事件与"文明冲突"的认识误区

要理解"9.11"事件与文明中突论的关系,首先要澄清对文明中突论的认识误区.笔者认为,亨廷顿正是通过搭建文明和国家、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桥梁,并在反理性选择理论和保守现实主义所界定的学术思想的连续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明冲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