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费正清称为“老师”的华人学者

费正清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素有"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教父"之称。但费正清却称邓嗣禹为"老师"。他说:"邓嗣禹在他刚到哈佛大学从事汉学研究时,给过他种种指引,他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华人学者。"     

论费正清第四次访华与中美邦交的敦望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巨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他将中美关系研究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邦交看作是必然而必须的学术对象和政治归宿。费正清在"文革"期间访华,对"文革"造成中美隔阂表示谴责,也对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进行抨击。在他心中,中美邦交是一种文化信仰,更是一种学术使命。中美邦交的敦望最终变成了事实,是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正义和平人士的共同成就。     

费正清的中国情缘

踏上汉学研究之途 1907年,费正清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休伦镇,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King·Fair-bank)。费正清是他的朋友、中国学者梁思成给他起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天资聪颖,从小学起就出类拔萃。1923年,费正清进入新罕布什州埃克斯特尔学校学习。在这所学风严谨的学校     

欧文·拉铁摩尔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

费正清与拉铁摩尔都是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型时期的主要推动者.费正清作为学院式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创始人,其学术贡献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30年代则可以看作是他学术积累的重要时期(包括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在这一时期,拉铁摩尔以其丰富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实践活动堪称3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并以《太平洋事务》为主要阵地推动了"单枪匹马"式的美国中国研究.今天,我们研究这位在3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中曾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并赋予其应有的学术地位,对促进美国中国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费正清的中国问题研究及其学术理论得失

在美国的东方学及亚洲学研究领域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一位著名而有争议的学者.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说:费正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研究现代中国建设问题的最重要人物.事实正是这样.费正清一辈子奉献给“中国问题研究”.他的中国化的名字,就等于西方“中国通”(China Hand)的化身.他是位元老,其门下弟子遍布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各个机构和世界许多著名大学里.他的学生的学生现在也都已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而他本人,则于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逝世,享年84岁.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中国情结

正费正清(1906-1991),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汉学泰斗,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之一。费正清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生中曾5次以不同身份来到中国。20世纪40年代,他曾受聘于美国政府,两次被派往中国,与周恩来、乔冠华等人多次接触,并与他们结下     

“中国先生”傅高义走了

“我想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也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更加真实的中国。”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傅高义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中国先生",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在波士顿剑桥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一面墙上,一位老教授面部微侧、目视前方,打着领结,右肩上方画着一丛水墨毛竹。这便是“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剑桥中国史》编者、“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紧挨着的一张照片上,则是一位神色随和、嘴巴自然微张的“中国老头”。这就是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在哈佛同时有着“中国先生”和“日本先生”之称的傅高义。     

海外"中国学"的一得之见--关于麦克法夸尔"铁三角"理论的评介

麦克法夸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他是美国最具盛名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的衣钵传人,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与费正清共同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第15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治学严谨,注重史料,长于理论分析,尤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蜚名世界学坛,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史课程,撰写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等多部中共党史专著,影响很大。     

费正清的首位弟子白修德

正白修德,本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白修德是中文名,他是二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的首席记者,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培养的第一位本科生弟子。两人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是毕生的挚友。白修德离开哈佛大学之后,一直与费正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甚至用费正清的姓Fairbank为儿子大卫·费尔班克·怀特命名。历史上的     

＂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小平＂ 访《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一位年过八旬的美国学者，在10年之前，立下志向要写一本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图书。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邓小平身上。他认为，亚洲的重点在中国，而对中国现代进程影响最大的，正是邓小平。他花掉了10年时间，写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这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     

《费正清的中国世界》

本书是同时代人对费正清的回忆 ,这些回忆之所以值得一提 ,原因在于回忆中透露出费正清在中国研究领域中 ,所体现值得借鉴的学术精神。费正清的主要成就 ,是在被称为“新汉学”的形成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和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 ,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 ,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 ,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的调查研究。”( 4 1页 )因而费正清被人们视为“中国研究的始祖”,是一位学派的奠基人。本书通过费正清…     

费正清眼中的群众路线

20世纪30年代,费正清曾旅居中国,但那个时候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不多,并且一直相信弱小的中共最终将会被国民党摧毁。1942年,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并先后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与驻华使馆。此次在华任职期间,他不仅跟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有了直接接触,同时也通过史沫特莱、谢伟思等人对延安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尤其是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运动,引起了费正清极大     

费正清1946年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分析和预料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正清(1907—1991)曾研究中国问题60余年,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有影响的著作。1946年10月27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是为当时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惊雷》一书写的书评。该书同年1月由     

费正清抗战时期来华对其中国研究的影响

费正清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一生多次来华。抗战时期的来华,对他的中国研究有着巨大影响,促进了其中国研究的定型。在华期间,他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现状的资料,促进了他转向现代中国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停滞的原因和如何实现现代化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著名的“冲击一回应”模式。他广泛地与各界接触,对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的命运,对美国应采取的相应政策,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创建的美国现代中国学,他对中国现实及对华政策的认识,无论正确与否,至少较先前的传统汉学研究更加贴近中国现实,其影响无论在学术史上还是在现实政策上都是巨大的。     

一本知人论世认识中国的好书--读《邓小平时代》

2013年有一本厚厚的史学著作风靡全国，这就是中文版的《邓小平时代》。该书在年头首印的50万册一出版就售罄。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费正清创建的，费去世后就以其名冠名。费正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有名的学者，以“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历史。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存在巨大的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姑且不论他的观点是否准确，但对国内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就连去年全国高考的历史题都以此为材料，要考生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费正清对延安时期中共群众路线的解读

延安时期,费正清通过亲身观察,他从美国民主、苏联革命模式、国民党统治等方面进行比较,对中共群众路线作出深入解读。但是,他的认识也受到其所代表的国家和阶级利益的局限。     

卓尔不凡的学境:史华慈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之识见

20世纪40年代后期.本杰明·史华慈在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引导下跻身中国研究的学术殿堂.史氏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堪称海外毛泽东研究之经典著作.作为美国中国学界翘楚,史华慈率先提出"毛主义"(Maosim)概念,并加以独具特色的诠释.他注重将毛泽东其人其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革命的实际演进,以及中西思想谱系等层面探讨毛泽东革命战略的特征,论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动因,其吏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值得中国学者珍视和取鉴.     

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模式”

史华慈（1926年—1999年）是研究毛泽东的海外著名专家之一,他和他的老师费正清被全世界公认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毛泽东的研究思路与范式被称为＂史华慈模式＂。史华慈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将近十本,     

费正清与柯文中国史观比较

费正清与柯文的中国史观都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引领了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热潮，也为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对二者的史观评价亦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一个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前后五次来到中国，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抗战前、抗战期间、新中国成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