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从理念到实践

<正>2000年9月,秉承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精神,第55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千年峰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各国承诺将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并设立了一系列以2015年为最后期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国际进程,各种讨论、磋商和谈判十分活跃。2015年后发展议程在理念上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G20已明确宣示,将为推动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贡献重大力量。考虑到2030年议程目标框架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议程后续落实所需的政治意愿及议程指标化治理方法的行为规范缺失,G20有重要的政策空间和潜力实现上述目标。通过积极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不仅可实现G20从应急机制向发展促进的长期机制转型,还可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将G20建设成为2030年议程落实的核心力量,就应赋予其重要的协调功能并改革既有机制体制,主要包括：使作为整体的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典范,通过“榜样”作用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以G20发展工作组为核心机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升级到2.0版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通过强化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使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桥梁;提升对“后千年发展目标”及“被忽视的具体目标”的关注,使G20成为重拾议程指标制定过程中遗失目标的核心力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权利,确保2030年议程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不偏向、不跑题;等等。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国际发展合作PPP ——更有效的发展合作新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十余年在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日益流行的"国际发展合作公私伙伴关系"。通过考察公私合作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型模式的渊源、内涵与机制,探讨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发展包"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商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的公私合作方面虽是先行者,但亟待将自身丰富的实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就公私合作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及管理细则,同时设立相关的机构机制,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长。这不仅可以创新完善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有助于逐步建立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向更加包容、多元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关系探析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是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人员和技术等方面援助的总称。它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其对外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是一种经济政策和行为,同时又是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马约》把发展援助政策划归在“第一支柱”框架之内,而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第二支柱”。“第一支柱”具有很强的超国家性,而“第二支柱”属政府间合作范畴,不受共同体机制的管辖。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割裂开来的,而在实际运作中,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浅析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新动向——兼谈中国的应对之道

<正>根据联合国第68届大会的决议[1],自2014年9月第69届联大开幕之后,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便开始进行(首次会议于2015年1月19日进行)。为了促进相关的政府间谈判并对之定调,2015年1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全体会员国提交了题名为《2030年享有尊严之路:消除贫穷,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2]与此同时,潘基文秘书长表示:各国领导人应把握2015年的历史机遇,在经济、环境及社会方面做     

《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一书出版

我院梁云祥博士与首都师范大学应霄燕女士合作撰写的《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一书,2000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论述了整个9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外交的变化。政治上,主要以1993年7月自民党下台,所谓“55年体制”崩溃为转折点,叙述前后的变化以及分析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其未来的政治走向;在经济上,以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为一个转折点,对在此前后的日本经济进行了比较,并对日本经济的改革与未来发     

“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3月17—18日,＂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更安全世界＂组织联合举办。来自中国商务部、科技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非洲经济事务委员会、非洲联盟委员会,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肯尼亚非洲和平论坛、第三世界网络非洲分部、南非冲突转型行动支持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冯昭奎:《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以日本为案例》

本书以日本为案例,阐述了能源安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能源安全经历了以能源生产安全、能源来源安全、能源运输安全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在漫长的战后时代,日本能源安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困难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石油供应黄金期;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的能源安全稳定期等.     

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之选择——以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为例(1999-2008)北大核心CSSCI

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     

非洲“2063年愿景”与发展援助的利用——中国经验与欧盟角色

<正>2063年愿景是一项旨在50年内建成地区一体化、和平繁荣新非洲的议程。按照2063年愿景的规划,非盟的近期目标是在2020年结束本地区所有战争,在2025年消除饥饿。据此,从现在起到结束所有战争实现和平的时间只有     

霸权与合作之间: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正>2015年2月6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了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1]。在继承和延续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首份报告核心理念的基础上,报告立足过去几年来美国国内发展状况和世界形势出现的新变化,着重对美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和威胁挑战进行新评估,对综合运用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方式与途径做出新部署,对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措施和手段提出     

高举和平旗帜推动中国与南亚关系的新发展——“2013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暨中国—南亚和平发展论坛”综述

彩云之南,秋沐春城。2013年9月21-22日,“2013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暨中国-南亚和平发展论坛”在昆明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简称“和裁会”）、联合国驻华系统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