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新兴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

2010年9月14日-15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在京联合举办了“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近40位中外学者政要与会,就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的发展走势、新兴大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及新兴大国与国际新秩序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选取四位专家的研讨会论文刊出,以飨读者。     

全球发展倡议及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

一国发起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国际倡议,有助于其通过议程设置和话语塑造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引领国际秩序发展方向。中国致力于以公平、正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全球发展倡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期望,是中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举措。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议程核心位置,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发展知识交流,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形象。树立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良好国际形象,争取关键伙伴及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支持,增加发展援助的投入,是中国当前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的主要路径。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发展倡议的机制化建设,其将成为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协同增效、包容共进的有效路径和平台。     

“千年发展目标”之后事如何

如果说我们能从"千年发展目标"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改革不可能由赞助者的金钱带来,更不用说它只是镜花水月般的赞助承诺了。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传统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相互争夺世界霸权。不仅其政治关系是分裂的,经济关系也是对抗的,没有统一的协调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使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两极格局依然具有上述特征。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使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存在的依据在减少,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动力在减弱,当代大国关系面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需求和机遇。中国适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既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希望给当代世界摆脱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不仅具有理论与实践依据,而且科学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趋向。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兼论中国在议程塑造中的外交作为

自G20实现升级转型以来,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对话机会。通过参与对话,新兴大国可以影响G20议程,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改革方向。G20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兴大国的影响?本文以BRICs/BRICS峰会宣言、G8峰会公报和G20峰会公报的比较结果为依据,评估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议题上对G20议程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其他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独立影响。新兴大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持支持态度,其二是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和外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外交有更大的积极作为空间。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全球问题与人的发展

全球问题具有全球普遍性、复杂性、整体性和严重性。它决定人类的共同命运,已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只有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全球问题的出现同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有关,更同人的片面发展有关。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与全球问题的形成有密切关系。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问题,必须更新人的思想观念,提升人的素质。当前,人类已经开始关注全球问题,这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全球发展援助目标该如何拟定

<正>最终决定为未来15年设置什么目标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政治讨论,经济学家的建议无法变魔术般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提供关于什么真正有效、什么没有效的证据,则可以让好目标更有可能脱颖而出,将差目标踢出局。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变局、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造成的政治与战略后果十分严重,这场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还引起了大国格局与大国关系的变化.面对当前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未来全球治理不能片面依赖美欧等西方大国,而应该立足于更具广泛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让G20成员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进一步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G20等多边平台,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大国角色.     

借力借势,合作共赢——"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纪要

2010年9月14-15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在京联合举办了＂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德国、荷兰、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近40位学者政要与会,就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的发展走势、新兴大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及新兴大国与国际新秩序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从理念到实践

<正>2000年9月,秉承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精神,第55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千年峰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各国承诺将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并设立了一系列以2015年为最后期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国际进程,各种讨论、磋商和谈判十分活跃。2015年后发展议程在理念上     

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

本文梳理了日本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进程和核心主张,认为其表现出五个特点。第一,日本尽管参与了制定2015年后议程的绝大部分组织和活动,但其政府行为并不十分积极,与其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的表现相比,亦有不小差距。这与国际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援助外交”能力和意愿的调整息息相关。第二,整体积极性的下降导致日本政府尚未制定全面的立场文件,也缺乏对于所有议题的综合性阐述,而是追求健康、防灾等若干政策领域的“重点化”。第三,在政府积极性有所弱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政策讨论和舆论宣传不失充分。第四,从整体上看,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并保持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互动。第五,政策讨论和立场宣示的手段更为多样。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目标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的结合?

过去20年中,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有两大进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进程主要关注削减贫困问题,而里约+20峰会进程则旨在制定与MDGs相平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具备真正的普世性,且只能是单一目标体系。这样,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挑战便是如何同时虑及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MDGs与SDGs是种合则互利、分则两伤的关系。新的2015年后议程可由两部分目标组成,第一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发展终极目标,而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和生产。对于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而言,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更多是工具性的;所有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负有直接责任,对第二部分议程目标负有共同责任,部分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也负有间接责任。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人类发展目标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代表了两种极端立场的协议,使2015年后议程的所有目标都具有了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     

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国际制度发展的新动力？

“新兴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群体现象。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为世界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其作用,并非简单地代表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的出现有可能为当代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动力。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全球技术革命中的可持续性标准与对华影响

在全球技术革命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标准问题日渐成为国家间经济与科技竞争的焦点。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入落实阶段,可持续性标准也成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治理手段之一。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行为体推动形成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体系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采纳和推广西方标准的同时,也面临新的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背景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大量兴起,其中一部分已沦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转移压力甚至进行政治打压的工具。尤其对中国等新兴大国,更是如此。西方可持续性标准给中国带来政治风险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积极塑造自身的可持续性标准体系。展望未来,中国应继续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和支持国内相关行业组织联合产业界、国际标准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培育更加完善的自主可持续性标准体系,从而对冲和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可持续性标准之名行打压之实的风险。     

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执政党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恢复两岸两会协商,先后共签署了十五项协议,达成一项共识,两岸制度化协商不断深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和实施以及两岸经合会成立,标志着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率先在经济领域获得突破,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机制化和制度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并大踏步推进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同时,两岸关系发展也潜藏着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