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测谎结论成为法定证据的必然性

我国于1984年引进和使用测谎仪,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测谎测试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然而测谎结论至今仍然不能作为法定证据使用,这与测谎测试适用的广泛性极不相适应,甚至限制测谎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运用。测谎结论的得出有着科学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基础;有着严格而规范的测谎测试程序规制;有着可靠的测试方法保障。测谎结论已经具备成为法定证据的条件,具有成为法定证据的充分合理性,测谎结论成为法定证据是一种必然趋势。     

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模式选择

法定和裁量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裁量制度。文章以这两种证据制度为参照物,客观分析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模式的现状,进而从法定与裁量的角度入手,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证据制度模式。     

对法定证据制度认识误区的反思

传统理论对法定证据制度存有较大的误解。但事实上,法定证据制度的认识论基础应是原始经验主义;裁判者对之也并非完全机械地操作,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不管制度如何设计,裁判者在进行证据评价时其经验要占据重要的位置。为保证裁判者对案件事实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并进而作出具有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结论,不但要重视审判经验的提炼和推广工作,还要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加强规范性制约。     

行为证据论

行为证据是依据涉案行为形成的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界说其概念,"行为"也能作证据载体。我国的视听资料、人证等可直接表现行为证据,物证、书证等可经行为分析表现行为证据。行为证据是相对环境证据而言的,其动静相互对应与依存,使环境物证与行为分析意见对立统一。在人证中,情态与言词伴生,成为行为证据的一部分,影响其证明力。它们有经验性,也需科学鉴识。行为证据的基本功用,在案侦中主要有犯罪心理画像、犯罪重建、并案侦查和证据体系的组织,在公诉中主要是对证据的整体认识和运用。我国行为证据法定,具有现实可能性。     

论诉讼中的公证证据

公证是一种预防性的非讼证明程序,与审判程序虽然不同但存在联系,公证证据具有证据效力,可以在诉讼中使用.公证证据具有出具主体特定、程序法定、意思自治与国家行为结合以及具有法定证明效力等特征.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或地区均承认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效力,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公证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必须符...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关于证据种类之思考

证据种类是根据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划分。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看,证据种类的划分主要是以学理讨论的形式出现的,立法往往不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的封闭式规定。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这种证据种类立法体例的弊端不断显现,亟需予以完善。     

论鉴定结论的系统化规制——以证据能力规则为视角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法定证据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规定比较粗糙，司法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规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通过对鉴定人与鉴定结论的限制，保证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事实证明，鉴定结论并不天然地具有证据能力，运用证据能力理论构建合理的规则体系能够保证合法有效地运用鉴定结论。     

浅谈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诉讼证据,其表现形式与传统证据有较大的区别。文章从刑事证据法学角度,阐述了电子证据的特点、法定形式以及电子证据成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以期对我国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批判

取证主体合法，即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被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视为证据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直接、明确的法律条文倚为支撑，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实务部门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判断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取证主体限于法定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机关或个人均不具有取证的主体资格，其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然而，由于法解释上缺乏依据、法理基础缺位以及法实践中导致的悖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主张的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项科学合理的证据学理论，应当予以扬弃。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对我国物证证据的多维思考

物证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在各国诉讼实践中也被普遍应用。物证不仅具有区别于＂实物证据＂、＂物的证据＂、＂以物证为基础产生的笔录证据或鉴定证据＂等证据法概念的语义内涵;而且具有真实可靠性、相对稳定性、间接证明性、直观说服力等证明特征。除此之外,物证的大量应用还具有历史与现实、实体与程序等多维度意义。     

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

任何事物要想成为刑事程序中的证据，必须具备证明能力(相关性)和证据能力(可采性)两个方面的条件，文章就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从言词、实物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刑事诉讼中警察证据意识问题探究

警察的国家证人角色,决定了证据对于警察固定、保全犯罪事实与保障警察合法职务权益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警察要切实认识法定证据对客观事实认定的应然性要求,注重证据的可查性、可证性、系统性等内在要求,注重法定证据的合法性品质,养成良好的证据意识。     

证据评价问题探究

在自由证明方式下,法官评判证据的自由是相对于机械的法定证据规则的束缚而言的,决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评判证据.法官评价证据的范围主要限于证明力而极少涉及证据能力;评价的内容是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强弱;评价的主要依据是经验法则,评价的方法是综合判断.剖析并探究证据评价的过程,对于我们构建相应的制约机制,防止法官滥用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及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是由法律所规定,它体现立法者对刑事证据的干预。合法性的标准要求刑事证据的法律规范具有理性化。对于证明能力,法律上有两种限制方法。刑事司法人员在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时要注意,内容和形式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收集与提供主体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排除;收集或提供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建立与完善我国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应是立法机关当务之急。     

论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

本文从各国对待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的不同态度出发 ,考察了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及实践做法 ,分析了背后蕴涵的理念基础 ,从而 ,力图为我国在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取舍方面寻找合理又合情的理论基础 ,并对具体制度的建立提出建议。     

从证据能力视角审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

证据能力是证据从材料到定案根据的基础。学界长期关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因证据能力的有无展开论证。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证据能力的规范,部分吸收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配套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是衡量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时证据能力有无的重要标尺。     

论检察官的证据意识

忽视证据或者不准确掌握和理解刑事证据的采信标准,就无法保障法律监督活动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因此,检察官不仅要树立科学的证据观,而且要掌握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应当严格把握证据的关联性,严格审查证据的可采性,以及注重证据的证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