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与推进思路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保持乡村文化的连续性,坚守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内核,坚持乡村文化的整体性,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乡村文化振兴应坚持农民、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策略,即坚持农民主体,强化家庭本位,推动社区“重建”。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与重要保障

城镇与农村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的坚实基础。促进乡村共同富裕,需要从“产业发展、要素流动、服务提升、治理有效”四个维度出发,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落地实施。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基础、以要素流动为关键环节、以服务提升为显性指标、以治理有效为重要保障,便终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整体数字化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与城市相比，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顶层设计需进一步深化、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农村数字经济潜能挖掘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农民数字化技能有待提升等薄弱点。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鲜明特点与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属于典型的促进法。《乡村振兴促进法》与其他涉及"三农"问题的法律相比较,具有鲜明特点:突出党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系统构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扶持措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重要意义表现为:丰富了乡村法律制度体系;明确了党和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本职责;为体现乡村价值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法律制度支撑;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法律制度基础;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法律实现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适时制定,是基于中国乡村在最近２０多年发展中,与城市发展之间呈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衰落的实际状况而提出来的。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许多国家都曾经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下,经历过乡村的衰落,而又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去推进乡村在新起点上的振兴发展,尤以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经验值得学习。我国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是对近代以来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们乡村建设理想的再实践和再创造,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国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故而,在进入新时代的浪潮中,如何走出一条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之路,振兴乡村显得尤为重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从《屯堡乡民社会》谈开去

当前,乡村教育远不能适应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需要;乡村自组织的培育和建设是乡村社会与国家对接的载体;今天的学术研究要有国际的视野,更要首先充分关注和了解地方的传统文化。     

"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当代演进与展望

"乡村文化"治理是社会、国家和市场三种力量交替参与治理的过程,深入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对深度把握当下"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文化治理"直接移植文化治理概念,即在乡村治理中引入"文化治理".乡村文化治理具有"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治理"的双重内涵,体现出治理兼具内容和工具的双重属性.未来更具合...     

乡村振兴与乡村青年人就业问题

青年人如何才能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是重大现实问题。当前乡村留不住青年人的最重要原因是乡村缺少匹配青年人需求的就业机会,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要追溯至近代工业革命及其对传统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激烈挑战。近代以前大多数乡村青年人都没有长期离开本乡外出就业,进入近代以来乡村传统生产方式相对于城市地区的劣势凸显,青年人往城市地区流动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下乡村青年人能够更多地在城市地区实现就业,这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生产方式取得明显进步的体现。要真正发挥青年人对于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重点在结合当代青年人的需求扩大乡村的就业机会,增强乡村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而非对乡村青年人前往城市就业设置障碍。适度合理发展县域乡村集聚经济,有助于扩大乡村的就业机会,促使青年人在城乡之间双向良性流动,从而发挥青年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忘记的是,探索这一路径也应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不能浮夸冒险。     

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的目标与进路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和生存灵魂,乡村振兴需要文化生态建设的激活,并据此形成凝聚力,重塑乡村文化生态。通过文化生态重塑来保障乡村文化多样性,既是有序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前提,也是保护村落特色文化的基础,能够保证本土文化健康、创新地持续发展,甚至还能够有效融合外来文化,体现文化生态系统的包容性和稳定性。     

加强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

正要进一步落实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让优秀乡村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释放出持久的生命力,更好地推动首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乡村文化保护体系。建立农林、文化、文物等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统筹研究部署优秀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相关事宜,梳理好乡村文化在保护、传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性规划,构建以农民为主体、政府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是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在过去的一年,5年过渡期政策的落实和实施,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新的一年中,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仍然是脱贫地区的底线任务,要在完善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基础,实现乡村的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逐步推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现状与前瞻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主要起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持续发展、深度调整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我国在农村绿色发展方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态文明制度规范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面对新时代对农村发展提出的新定位,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高度关注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农业发展、完善农村生态文明制度和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和资金投入,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     

从“乡约”到村规民约:比较与反思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基于乡村振兴调查数据与实地调查资料发现,村规民约在实行中存在不足,将村规民约视为管理乡村的制度,忽视了村规民约的社会组织功能;村规民约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力量的较大干预;契约性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分析了“乡约”与村规民约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基层性、政府的干预、村民的教化及遵从,构成了村规民约实践的先天缺陷。基于“三角模型”对实践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可以从村民、村民自治组织以及政府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村规民约的实行。     

乡村政治发展中的新课题与求解方略

乡村政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塔座,是我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基础。我国乡村政治在经历几次重大变化后,现在正朝社会多元方向发展。在新的发展进程中也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我们必须从总体策略上、目标模式上、具体措施上进行科学求解。     

实现西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西部乡村“人”的回流成为促进农村地区“产业兴旺”的基础要件;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西部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新动力;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为西部乡村产业融入国际国内市场打造重要契机。西部要抓住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战略机遇期,正确认识和面对未来产业发展中诸如基础薄弱、资金不足、投入分散、效益低下、产销不畅等挑战。通过积极谋划,主动作为,良性互动,补足短板,开拓市场实现有效投资推动乡村“产业兴旺”。西部要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把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村和农民,在乡村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