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本文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基于风险社会的特点,并结合国内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建构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四大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机制、风险责任分担与补偿机制和信任与合作机制,以期对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多元化共治是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群防群治,其目的是实现流动人口本身对于社区犯罪治理的积极参与。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社区治理应提倡"社区多元化共治"。在微观层面,从环境设计和防卫空间的意义上看,应修复社区中的"破窗",倡导邻里守望;在宏观层面,应促进社会整合,改善社会认同局面,实现文化融合。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沟通已成为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脱域"特质的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且移动智能终端进一步普及使得生活场景向虚拟化趋势发展,社会生活现状的改变对风险沟通提出了新要求.应从风险治理、立法完善、专家系统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完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的社会信任机...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     

论社会转型风险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

社会转型既催生了一系列不可多获的历史机遇,也产生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就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而言,在改革开放政策所开启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总体转型带来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创新要求;其关键在于实现有效的治理需要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而正确认识和剖析社会转型风险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认知逻辑和行动逻辑,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也具有实践层面上的操作意义。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论我国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内涵、意义与机制

我国推进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在于有助于解决我国药品安全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药品监管”到“药品安全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治理目标体现为确保公共利益,治理主体呈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一种平等、合作的治理关系,治理手段是基于协调和参与.并从树立药品风险预防理念、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制度、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药品风险分担与激励惩戒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三重困境与中国经验

现代意义的风险是一种全球化风险,具有复杂性、政治性和灾难性等特征.当前,全球化风险治理面临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重困境,即风险认知不到位、风险治理理念不统一、风险治理体系不健全.我国在破解全球化风险治理困境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包括增加关于全球化风险的知识供给,推进全球化风险的认知革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统合全球化风...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定义

治理理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致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警察与社会组织及社区公众的互动合作基础上公共安全管理的改善。因为警察与国家的对应、社会组织及公众正是市民社会的具象,所以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食品免检制之反思——以风险治理为视角

"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之后被废止的食品免检制是产品免检制在食品监管领域的延伸。实行产品免检制的初衷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少行政成本、摆脱地方的行政干预,然而,免检制在实际运行中渐露弊端。围绕免检制的绩效与正当性问题,存在反对与赞成两种意见。在引入风险理论之后可以发现,食品免检制忽视了食品行业在风险治理次序中的优先位置,忽视了食品风险的社会建构性,忽视了食品免检的制度风险,忽视了风险治理应有的分散、复合体系。这些忽视使食品免检制在风险社会中难获正当性,而无论其绩效如何。     

疫情风险治理的风险逻辑与法律因应

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需要反思的是法律作为风险管理工具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风险逻辑。依照贝克的观察,传统工业社会转入现代工业社会后,风险发生的逻辑与社会的主题均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传统工业社会以短缺为特征,社会的主题是财富生产,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漠视风险为代价换取财富增加。而现代社会则出现过剩,社会主题由财富生产转为风险防范。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的主导,风险的发生越来越无法确定、无法预测并且日益呈现出脱域和人为的特征。传统的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上的风险控制技术和制度已经无法应对不确定的现代风险。因此,作为对付现代风险的工具,法律需要因应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逻辑作出调整,如进行弹性规制,扩展与多样化责任范围和因果关系等。同时,法律在应付风险时,应当恪守法治原则,保持基本法律原则的稳定,平衡风险防范与人权保障。     

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法律规制模式转型

由于风险的泛在性、不确定性以及危害性,风险预防存在着极端的困难,风险社会要求法律规制模式的转型必须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进行有效率的风险治理.风险规制的模式选择中,在传统硬法的命令控制模式失灵的情况下,引入软法的协商参与的治理方式.伴随着公共治理的崛起,软法与硬法正在发展成为现代法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法也正在从传统的单一的硬法结构朝着软硬并重、刚柔相济的混合法模式转变.     

社会动态稳定的治理建构

关于中国社会稳定已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中国存在一系列挑战国家权力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冲突事件,社会稳定危机密布;另一种观点强调由于中国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社会处于刚性稳定的风险状态。但是,实践表明中国虽存在一系列社会冲突,却没有爆发整体治理危机,而是呈现动态稳定的局面。这种社会动态稳定源于官民分治、全面维稳、话语反制和策略变通四个方面的治理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政治风险阻断、体制力量联动、德治形象构建和实用主义稳控的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社会动态稳定及政府在社会风险应对中的治理建构提供了启发。     

大型语言模型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

大型语言模型促进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大型语言模型通常作为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底层发挥作用,具备信息价值、情感价值、思维价值和劳动价值,也包含信息内容风险、数据与算法安全风险、侵权风险、诚信风险等系列法律风险。大型语言模型及相关应用的法律风险治理面临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系列挑战,需要平衡多方面的目标,应当基于包容审慎监管、分层治理、深度治理和敏捷治理的路径对大型语言模型的法律风险治理开展谨慎、灵活的探索性制度实践,进而逐步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规制困境及其化解：以ChatGPT的规制为视角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产生，在极大地提升人们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在相关领域带来了诸多法律风险。这种风险具体表现为：数据使用风险、生成内容滥用风险、算法滥用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有关人工智能的基本治理框架，但相关的理论以及实践仍在治理主体、治理规范设置、治理手段以及治理规则适用等方案上存在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凸显了科技进步迭代过程中产生的“破坏性创新”现象，这也倒逼我国当前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需要从回应型治理、集中型治理向敏捷型治理转换。这要求我国在总体上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态度，具体包括从法律层面的制度构建、软法规范层面的填补式风险治理以及通过监管沙盒实现敏捷型风险治理等三方面来完善现有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在技术创新与风险治理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论英国"协同政府"的理念及对中国的启示

"协同政府"是一个在英国学界经常讨论的前沿性治理模式,影响了1997-2010年英国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本文旨在分析"协同政府"治理理念的起源、性质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此理念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动因、内涵与特征:社会治理创新综论

社会治理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契合,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实践驱动,是解决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的现实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人民为中心,以治理为民和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以发展社会事业为基础内容,通过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出整体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