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堵"与"疏"

"堵"与"疏"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对于这一点,人们已经有所认识.但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堵"与"疏"的辩证关系,在努力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功能、组织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批判功能和疏导功能,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不是那么顺利,因此,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加以重视. 一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堵"和"疏",是从广义来讲的."堵"是指"堵塞"、"抵制"、"批判"、"斗争"而言;"疏"是指"疏通"、"引导"、"调解"、"化解"之意.     

对“天人合一”观念应进行科学的辩证分析

陆贵山在《人民日报》2006年8月31日中撰文指出:"天人合一"究竟"合"到哪里去呢?是人"合"天,还是天"合"人呢?道家主张"合"到"天"即大自然那里去,据此形成"以人为本"或"自然中心论"的理念,有的往往把"人"理解为"自然人";儒家主张"合"到"人"那里去,据此形成"以人为本"或"人类中心论"的理念,有的     

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论“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我国残疾人政策的时代转向

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为适应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国残疾人政策必须实现全面转向:在理念上,从"他者"转向"以残疾人为中心";在目标上,从"物质生活"转向"美好生活";在水平上,从"保基本"转向"适度保障";在重心上,从"就业"转向"康复";在体系上,从"碎片化"转向"系统化";在评估上,从"技治主义"转向"获得感";在供给上,从"单一政府"转向"社会化";在定位上,从"国际模式"转向"中国方案",进而构建"以残疾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可持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残疾人政策体系。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构建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相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范畴,构建了以"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一体同心"的同心圆结构,体现了三者的战略关联性。促进世界大家庭和谐发展,需要各国坚持"共赢主义"发展理念,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促进各国人民"互联互通",发展人文公共外交,实现"中国梦"、"亚洲梦"和"世界梦"的共荣共生。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吗?

学术界有学者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凯恩斯主义的确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其所主张的"干预"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短期内、在危机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将"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主张"的"条件"。事实上,凯恩斯设定的"条件"正是运用这一"主张"的"前提"。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表述,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而不是"全面干预"。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基于实践思维方式,秉持人民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鲜明的思维伟力,即"战略思维"谋大局、"系统思维"布全局、"辩证思维"看问题、"法治思维"求善治、"历史思维"谈初心、"创新思维"增活力、"底线思维"防风险、"精准思维"惠民生。     

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再论普及民主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谈论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还要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最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这是一种多质态的社会,或异质态的社会。多质态的社会决定多质态的民主。民主不仅表现为"民之主"、"民知主"、"民自主"三种基本形态,在"民之主"、"民之主"或"代表制"、"间接民主"的同时,民主就带有某种"民自主"的性质,及在"民之主"或"民知主"之时的公共政策就应当充分体现出"为政以德"来。民主应处理好再分类、处理好民主与"非民主"的关系,解决好"普及民主"的着手点问题。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

中国哲学中的"和",包含"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实生物"等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中的"和"都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分别代表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而不是只讲"融合"这一种方式."和"本身就是多样性,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将"和"的思维运用于事事物物,就可得到各种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既包含"求同存异"的解决方式,也包含"保存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增损对立面"的解决方式、"拒斥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在矛盾双方此消彼长时不偏倚彼此"的解决方式、"双方同归于尽"的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矛盾解决方式","和"都可以容纳,因为这正是"和"之本义所在.     

设“月”别议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宣传月"、"活动月"俯拾即是。若从年初往后数:"计划生育宣传月"、"文明礼貌月"、"3·15宣传月"、"传统教育月"、"安全生产宣传月"、"拥军爱民月"、"尊师重教月"、"敬老月"、"送温暖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谓:一年之中越来"月"多,没有一个月"闲"着。应该承认,有些工作,为了引起足够     

亚当·斯密“正义和仁慈”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具有强制性,一般通过法律、规则等来维护"正义",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给别人造成伤害,应受到惩罚。"正义"是法律的基本标准,然"‘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不是任意的",而"仁慈"具有自愿性。亚当·斯密的"正义和仁慈"观告诉我们:"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正义"是遏制"恶"的手段。"仁慈"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而可以说"仁慈"会把社会导向"善"。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当今时代,也存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性"与"道德人"的"利他性"之间的矛盾,重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分析亚当·斯密的"正义和慈善"观,将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尝试高校"低碳教育"的若干举措

"低碳教育"是"低碳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高等学校可尝试"低碳教育"的若干举措,让"低碳"理念"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努力创新"低碳教育"的新体制,尝试智能用电、智能用水;鼓励大学生"低碳"宣传志愿者深入社区,宣传"低碳"革新或创新的典型事例,推广"低碳生活、低碳工作"的实践成果,使"低碳教育"融入"低碳社会".     

也说“红灯亮了绕道走”

时下,有几句从"南风"中吹来的"时髦"话,真可谓盛行也.是曰:"绿灯亮了赶紧走,红灯亮了绕道上,没有灯摸着走".这几句近乎汽车司机的"经验之谈",似乎在标榜和仿效的"趋向"中,成了一些人的"经营之道"与大胆"探索"的秘诀. 或许是因为"红停绿开"这个常识所形成的"定势"影响,笔者有点不习惯这种不折不扣的"进取精神",每每在细想中,联系起耳闻目睹的这种实际"走"法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德国会展业四大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会展格局中,德国是当之无愧的"展览王国",是世界会展业的领头羊。德国会展业在多年发展中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生态化四大趋势。这一趋势性变化对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启示是:要开拓"国际化"视野,以"大胆走出去"和"积极引进来"拓展国际市场;要强化"专业化"意识,提升"展会专业化"和"人员素养专业化"水准;要注重"品牌化"运营,大力加强"展会品牌化"和"公司品牌化"建设;要关注"生态化"主题,积极推动会展场馆、标准、技术和信息的"生态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传统文化意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光辉,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元素。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和合"、"重民本"、"求大同";"取乎其上"、"持之以恒"、"群策群力";"公正执法"、"礼法结合"、"与时俱进";"政者正也"、"清正廉洁"、"知行合一"等宝贵理念,探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传统文化意蕴,既可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可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论邓小平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的贡献与习近平的发展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哲学基础。邓小平继承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要从"老祖宗"与"新情况"的新结合中去认识,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去认识,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性方面去认识,要以"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检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以"于人民有利"的价值观体现"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