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中国与国际法”上海研讨会综述

2002年4月18日至20日,中国国际法年会“21世纪初的中国与国际法”上海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和海内外的学者160多人。研讨会围绕“21世纪初的中国与国际法”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90余篇。     

“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19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

国际法是最早正式引入近代中国的西方法律部门,其标志性事件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万国公法》的翻译。在继受西方国际法后,国际法在晚清中国多被称为＂万国公法＂,这一概念的形成与丁韪良的主观意向紧密相连。＂万国公法＂四字含有自然法学意涵,但却与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不符。因此,将国际法称作＂万国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对晚清国人的国际法认识产生了误导作用。直至20世纪初年,伴随着世局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国人更清醒的认识,留日学生此时从日语中借用的＂国际法＂三字才取代了＂万国公法＂这一称谓。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未来的国际法实施:从强制执行到遵守管理

20世纪以前,国际法以强制执行为主要实施方式。因缺乏强制执行手段,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因而受到广泛质疑。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法在规范结构和实施机制上有了较大发展。在某些领域,国际法规范开始由消极性规定转向积极性规定,而国际法的实施机制也由传统的自愿遵守和强制执行转向报告监督、帮助激励等遵守机制建设上。国际立法正在经历由权利体系的立法到救济管理的立法转变的过程。     

论国际强行法的演进

目次一、现代国际强行法理论产生的历史沿革二、国际强行法理论的发展在立法中的体现三、国际强行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动态四、国际强行法理论的现行困境和发展生机 20世纪,国际法领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国际强行法。从此以后, 这一国际法规则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话题。一方面,人们期待着这个新兴的法律制度可以为国际法的发展带来里程碑式的契机和转折,并因此纷纷冠之以“国际宪法”、“国际至高法”的美誉。另一方面,它在理论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难以走出的灰色地带、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疲软和单薄也给研究     

“展望21世纪国际法发展”武汉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 4月 16日至 18日 ,中国国际法学会“展望 2 1世纪国际法发展”武汉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 2 0 0多人。研讨会围绕“展望 2 1世纪国际法发展”这个主题 ,就世纪之交的 10个国际法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6 0余位学者进行了专题发言或评论。会议共收到论文 6 0多篇 ,许多论文涉及 2 1世纪国际法发展的方向性和基本性问题。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校长助理黄进教授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在开幕式上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王厚立教授、武汉大学校长侯杰昌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名…     

市民社会、协商民主与国际法的范式转换

目次一、国际法范式转换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解释进路二、国际法范式转换的政治基础三、国际法的范式转换——迈向私人参与型国际法四、余论:对国际法主体构成条件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尤其前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强烈冲击下,传统国际法的某些观念与实践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变迁,国际法被认为陷入“危机”。有别于一些学者从     

论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自17世纪初现代国际法产生以来,国际法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发展变化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一,从国际法理论的变化角度分析国际法在规范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其二,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编纂或制定角度分析国际条约法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变化中的作用;其三,结合当代国际秩序中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分析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作用。由此,可从国际法角度探求面向未来国际秩序变化的中国立场。     

冲突与合作:美国因素与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进程

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立法阶段、90年代的国际接轨阶段、进入到21世纪初的自主创制阶段.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三个阶段与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的阶段变化相吻合.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巨人,其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对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进程影响深远.在中美知识产权冲突与博弈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经历了从“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的法律变迁.     

也论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兼与廖德功 李春玲同志商榷

<正> 国内外法学界对国际经济法范围的不同认识,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是传统学派,主张国际经济法是“经济的国际法”,也称“狭义说”;另一派是新兴学派,主张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也称“广义说”。廖德功、李春玲同志在《国际经济法的范围辨析》一文(载《现代法学》1991年第4期,以下简称《辨析》)中,对上述两派(《辨析》中分别称为“小国际经济法论”和“大国际经济法论”)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前者的“缺陷在于,将各国法人、非法人经济实体和自然人排除于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之外”,而后者的“错误之处在于,把各国制定的涉外经济法规范也划进了国际经济法的渊源范围之内”,并强调了这种错误的严重后果。《辨析》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实体和国际组织以及法人、非法人经济实体和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总称。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的定义

各种国际法教科书、专著对条约的定义都做了大同小异的规定,例如,《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中将条约定义为“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的一项协议,用以表明创立、改变或限定受国际法支配的关系。” (第361页)苏联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编的《国际法》将条约定义为“两国或数国之间关于确定、变更或终止它们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明示表示出来的协议。”     

“主管国际组织”与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的发展

为推动海洋科学研究,促进国际合作,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要载体的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为“主管国际组织”设置了特殊地位和多重角色。主管国际组织是海洋科学研究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导者。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与海洋科学研究“公共性”与主管国际组织“功能主义”相互呼应的特点,以及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提供的支撑密不可分。主管国际组织海洋科学研究多元发展对海洋科学研究国际法规则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明晰“海洋科学研究”的概念,厘清《公约》海洋科学研究相关规定的适用关系,通过一般准则和方针进一步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规则体系;这种发展也带来了规则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风险,需要思考如何应对。     

为构建21世纪国际法律秩序而探索——读梁西主编之《国际法》(修订第二版)

梁西先生主编之《国际法》一书的修订,是在世纪更替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过去１００年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深入,整个世界日益演变为一个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地球村”。然而,现代社会中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乃至民族纷争、恐怖主义等各种“全球性问题”——遑论给人类带来深重苦难的战争和动乱——都必须由世界各国合作加以解决。作为一种跨国合作手段的国际法,正是承载着人类殷切而复杂的期望进入了２１世纪。     

商事调解的制度逻辑及其构建——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正>跨国诉讼、仲裁和调解被认为是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三驾马车”。在跨国诉讼、仲裁中，已有《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作为相应的国际法依据，为解决国际商事争端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以来未形成针对商事调解的国际立法。为解决国际商事调解立法的缺位，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历时四年研究拟订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18年12月经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特点浅议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政策调整到法律调整的过程。1978年，我国宪法第一次将计划生育的内容纳入了根本法的调整范围。1982年在《宪法》修正案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     

格劳秀斯对国际法的贡献——为纪念格劳秀斯诞生四百周年而作

1983年4月10日是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四百用年的诞生日,他的生平和著述,同近四百年来国际法的发展有着分割不开的联系。他是近代资产阶级国际法的奠基人,西方国际法学者称他为“国际法之父”。他的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捕获法》和《海上自由论》,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思想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国际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公海自由、使节不可侵犯、中立、仲裁等原则和主张。从而使“一个相当完整的国际法体系作为法律科学的一个独立部份是第一次建立起来了”。这对国际法的发展起着推进作用。     

法学人物 何志鹏

何志鹏,1974年2月生,黑龙江双城人,1992年开始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获得了获得了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1月留校任教至今。何志鹏教授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国际法理论、人权理论和法学教育。自1998年在《法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来,至2017年10月,何志鹏已出版了《国际法哲学导论》《国际法治论》《权利基本理论》等个人专著9部,合作出版《国际法原理》《国际法的中国理论》《国际法的未来》等著作20余部,     

关于新国家与国际法的两本著作

<正> (一)阿纳德(Anand):《新独立国家与国际法》(1972年)作者不受正统观念的约束,写出了一本有助于理解一些极需彻底清理的国际法问题的著作。虽然国际大家庭经历了一个革命性的"国家爆炸"(它在各大陆的成员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五个),我们却依然普遍地使用着一种主要是以一个大陆历史为基础的国际法。作者对旧国际法以欧洲为中心这一点感到遗憾,并要求国际法学家重新改写国际法的历史。利奥渡德·     

《海洋自由论》与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一般认为,格老秀斯(1583-1645)被誉为近现代“国际法之父”是基于其在1625年发表的、蕴涵着开启“新时代”国际法思想和原理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实际上任何一个理论均有其发展的轨迹,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也不例外,也有一个缘起、形成和逐渐成熟的过程。结合他个人人生经历     

国际法上的时际法概念

引言最近几十年来 ,“时际法 (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ａｗ)”这一概念越来越引起了国际法学者的注意。它首先是在 192 8年的帕尔马斯岛案件仲裁裁决中被引入国际法领域的 ,①此后就不断有国际法学者发表论文探讨时际法的问题。 1970年 ,有两本关于这一问题的专著出版 :法国国际法学者保罗·塔韦尼埃的《国际公法中行为与规则在时间上的适用的研究 (时际法或过渡法的问题 )》②以及德国国际法学者沃尔夫—迪特里希·克劳哲—阿布拉思的《时际国际法———国际法规范的时间上的适用范围》。③再有 ,世界著名的学术性团体———国际法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