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

本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习惯法争议的几种观点,提出和赞同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确立的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范。文章对习惯法的特征及其习惯法与国家法关东进行了分析。     

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取舍

本文从民族心理和社会成本两个方面分析了少数民族对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取舍,探讨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之所以在本民族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甚至于在某些场合“抗衡”国家法,对其民族具有更大的约束力的一些原因。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断裂与衔接——以黎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内化于少数民族内心深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民间规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根系和生存土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轻视。黎族在长期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习惯法,而这与现存的国家法之间存在许多冲突和矛盾。通过列举其在纠纷冲突中的表现,探寻其中缘由,分析国家法与习惯法失范与衔接,以求促进黎族习惯法与华夏法文化的交融。     

试论国家法对习惯法的选择

在一国之中，国家法和习惯法并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存就会存在冲突，冲突导致选择。任何选择都不会是任意的，选择就应遵循某些原则，这样才能使法制达到一种平循稳定的状态，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文从国家法对习惯法的选择出发，试图寻找在选择中某些“一以贯之”的原则，以指导选择的顺利进行。     

习惯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

作为人类最早出现、历史最为悠久的法,习惯法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的广大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中华法系内容的丰富、对中华法系成果的传播、中华法系精神的弘扬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有助于拓宽法学研究领域、解决目前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正确对待现代化发展中的固有法文化。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赔命价是人类社会早期盛行的一种以赔偿方式解决命案纠纷,并在受害人家属和侵害方之间达成和解的习俗.我国藏族地区赔命价的历史悠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传统和民族心理等因素,赔命价习惯法在与国家法的博弈中,虽然处境尴尬却充满活力.司法部门的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显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在现行政策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摒弃赔命价习惯法的弊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协调,以发挥它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环境习惯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法制建设的贡献——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和青海湟中县为例

将民族环境习惯法与国家法进行衔接和融合,既是少数民族地方环境法制建设的需要,也是民族环境习惯法现代化的合理进路。具体而言,三江源地区环境习惯法可以成为国家环境立法的来源,并有助于环境法律的实施,同时能够弥补环境立法的空缺。     

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之比较研究——以结婚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

少数民族结婚习惯法与现行《婚姻法》在结婚的必备条件、禁止条件和程序要件上存在着诸多冲突。这些冲突影响了国家婚姻法的统一,紊乱了少数民族地区婚姻秩序,阻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造成了民族人口素质的下降。在保障民族地区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地、稳妥地对存在的这些冲突进行改革,以期实现国家法的统一。     

边疆民族村寨社会秩序与国家法关系解读——来自滇东南的两个民族村寨个案研究

文章以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两个民族村寨为调查对象,运用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与国家法关系进行比较性研究。在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应增强国家制定法的亲和力,加快国家法本土化步伐;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加大地方投入,增强国家制定法的控制力;以变通条例、村规民约为载体,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对话。     

“习惯法“是法吗?

文章站在国家主义或国家法的立场上,对“习惯法”是否是法这一学术界长期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与诘难。文章认为,习惯法引起关注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偏好和对国家法的失望以及法律多元主义的推动所致,所谓的“习惯法”其实就是群体意义上的习惯做法,就是习惯规范,“习惯法”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使用.而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分类概念使用,更不能把各种规范随意地、人为地、想当然地“加冕”为法,或者把“法”作为商标任意贴在各种规范上;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最大工作是要倾其心力加强和完善国家法,使国家法能够成为人们的习惯。     

习惯法不是“法“吗?: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立场审视习惯法

文章基于法律多元的事实,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立场上,认为习惯法是客现存在的,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必须充分关注习惯法,给予习惯法以合理地位,否则会造成法治资源的垄断与霸权,不利于法治建设。     

西部开发法治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西部法治环境问题成为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探讨西部大开发法治,应当在“法律多元”的名义下进行讨论,详细分析国家法缺失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意识的价值。     

尊重民族习惯法 构建国家法与侗族婚姻习惯法适用良好互动的思考——来自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乡和林溪乡的调查报告

解决好侗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有必要了解在司法实践中对侗族婚姻习惯法的宽容和合理利用,以此改善民族地区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及社会效果,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亲合力。本文结合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和林溪两个乡镇的实地调查,就实现国家法和侗族婚姻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良性互动作了探讨,以期为促进侗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土家族习惯法的现代价值——基于湖北红烈村土家族的调查

习惯法是土家族乡村社区秩序的主要制度来源，当土家族社区的社会基础发生变迁后习惯法秩序维系能力就会下降，如果国家法律不能及时维护秩序的稳定将会导致土家族乡村社区出现秩序混乱。在建设新农村的制度转型期，需要保持和继续发扬土家族习惯法的稳定秩序的价值，同时通过积极的行政行为和法律传播活动使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紧密衔接，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法制现代化视域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实施在少数民族地区遭遇瓶颈,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发生碰撞,二者在少数民族地区认同度的差异,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既不是国家制定法的附属物,也与习惯有区别.在现代法制社会,不论是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的规律的角度,还是从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或者从它对国家制定法的作用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习惯法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论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及其发展趋势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法律文化符号,其所蕴含和表现的可能价值与国家法之间并无实质合理性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而其形式合理性方面的外在冲突可以通过在司法过程中实施能动主义、国家法的漏洞补充和健全完善相关立法予以消弭,同时完成和实现其存在的合法性认可和确定。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以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多层次拓展为分析进路

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性需要与演化变迁需要的矛盾运动,导致制度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不损害社会制度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制度滞后时滞,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目标。在社会制度二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变迁路径表现出彼此迥异的特点,而两者的不同变迁路径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来说各具作用,不可偏颇。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实现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极具必要性,而通过制度科层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减少制度滞后的时滞与社会成本。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刍议少数民族地区公安执法工作——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调适为视角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全国影响甚大,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不相符时,基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选择执法依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安执法存在的问题、民族习惯法的概念以及民族习惯法对基层公安执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寻找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公安执法。使基层派出所在执法过程中,既保障我国国家制定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又能最大程度地适用民族习惯法,增进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