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

在刑法理论中,教唆犯问题一直是一个棘手且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立法,对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问题展开论述,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完善。     

教唆的未遂与未遂的教唆

教唆犯的特点,在于被教唆人的犯罪意图是由教唆人的教唆行为引起的,如果没有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人就不会去实施犯罪.在实践中,被教唆人没有接受教唆、犯被教唆的罪,或者被教唆人按照教唆的内容实施了犯罪,但因被教唆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前者叫做教唆的未遂,后者叫做未遂的教唆.教唆的未遂与未遂的教唆是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其共同点是:     

论未遂教唆与教唆未遂

未遂教唆与教唆未遂是一个常被我国刑法学者混为一谈的问题。本文就未遂教唆与教唆未遂的缘起、概念、特征、处罚原则、二者的的异同以及完善立法的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丰富刑法理论和指导司法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教唆未遂之思辩

教唆未遂是一个既涉及共犯又涉及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复杂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教唆未遂的构成要件及刑事责任,在对我国刑法29条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对我国的刑法典提出了修正意见,以有利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     

论“教唆未遂”与“未遂的教唆”——三大法系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共犯从属性理论否定教唆未遂;大陆法系共犯独立性理论通过改变实行行为的概念论证教唆未遂;英美法系刑法理论超越教唆未遂;中国刑法理论在语境混淆的状态下论证教唆未遂。在三大法系内部,对于未遂的教唆是否可罚均存在着巨大争议,其关键都在于教唆犯的成立在主观要件上是否要求教唆人具有目标犯罪的罪过;仅从我国《刑法》第29条有关教唆犯的显性条款规定看,我国刑法对“未遂的教唆”似乎没有处罚的依据和标准,但是通过对该条隐性条款的解读,“未遂的教唆”在我国刑法中可以找到处罚的依据和标准,该问题在深层触及到如何理解我国刑法教唆犯的量刑规定。     

对“教唆未遂”的思考

通说认为如果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教唆者可以构成教唆未遂。实际上教唆犯是行为犯,只要教 唆行为一实施完毕,即应构成教唆既遂。据刑法第29条规定,构成第1款的只具有从属性;构成第2款的只具有独立 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认为教唆犯既具有从属性又具有独立性。     

论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

未遂的教唆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未遂的教唆的可罚性问题,在我国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所谓未遂的教唆,是指教唆者一开始就以使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以未遂而告终的意思进行教唆的情况。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预先认识到不会发生结果而实施了教唆的情况。例如甲明知丙身上没有财物,却对不知情的乙说丙身上有财物并让他去实施窃取财物的行为;二是在教唆以前就有了制止结果发生的意思,如甲教唆乙去杀丙,结果,乙产生了杀人的决意,以杀丙的姿态对丙砍杀过去时,甲及时制止了乙的行为,最终没有发生丙死亡的结果。     

论教唆未遂之教唆犯的免除处罚

依据刑法第29条第2款,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确定教唆未遂是犯罪预备,就可以对教唆未遂之教唆犯适用刑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样,对于教唆未遂之教唆犯,既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还可以免除处罚。如此,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论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以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解读为中心

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是否是同一概念 ,两者的内涵如何 ,在刑法学界存在争议 ,本文通过对中外相关刑法理论的梳理 ,对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进行了具体论说 ,并把我国刑法中第 2 9条第 2款的规定进行了具体的解读     

方舟子遇袭案中罪行的构成分析——关于故意伤害未遂与教唆犯罪形态

方舟子遇袭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该案判决也掀起刑法学界的热烈争论.应当立足刑事实体理论,梳理本案的案情,分析案件证据细节,分析其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考量现行刑法体系下故意伤害罪的定罪构成要件,分析在故意伤害罪中进行定罪的可能性,讨论轻伤未遂被忽略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针对本案主犯肖传国教唆共犯形态的进行分析,找出导致本案关于教唆犯罪罪行理论问题所在,提出通过对刑法进行修改解决问题的建议.     

“教唆未遂”诠释新解——关于体系性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

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人之一,对其性质的探讨应在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框架内进行。对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理解,应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规定,注意刑法条款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应属于教唆(型)共同犯罪的未遂。对其处罚,应遵循刑法关于犯罪未遂的处罚原则。     

教唆未遂的可罚性论争——以我国台湾刑法规定的流变为基点展开

广义的教唆未遂包括失败教唆、无效教唆以及狭义的教唆未遂,尤其在前两者的可罚性争论上,基于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的不同立场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我国台湾刑法在教唆未遂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共犯从属性说到共犯独立性说再回归共犯从属性说的流变,（限制）从属性说得到了当下台湾立法界和理论界的赞同。我国大陆刑法关于教唆未遂的规定,从实然的解释论上看,体现了共犯独立性说思想,但从应然的立法论上讲,宜向共犯从属性说靠拢。     

教唆自杀新论

教唆自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唆自杀仅指行为人故意教唆他人自杀,对被教唆者的情况不予过问;狭义的教唆自杀同时考虑教唆者与被教唆者双方的情况,区分为四种具体的情形,其中被教唆者自杀致死的情形属于最狭义的教唆自杀。最狭义的教唆自杀行为,不仅依照现行刑法的规定不构成犯罪,而且也不宜犯罪化。     

略论教唆侵权的民事责任

教唆,在法律上可分为刑事教唆和民事教唆。刑事敦唆是指唆使他人实施犯罪,构成教唆犯;民事教唆是指唆使他人实施侵害行为,构成侵权的民事责任。目前,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对刑事教唆已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对民事教唆的研究则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试就教唆侵权的民事责任略述管见。一、教唆侵权民事责任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教唆相关问题探讨

一、教唆过限问题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起 某地有一案件:某村一老人被邻居侮辱,愤怒至极,回家后告诉儿子让他去教训邻居,但再三叮嘱不能将人整死,儿子去后仍然将人打死了。这个案件,法院对父亲和儿子定的都是故意杀人罪。对儿子定故意杀人罪固然无疑,但对于父亲,明显没有杀人故意,法院仍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则显然有失公正。此案涉及的是教唆过限问题,实践中这样的例子经常出现。但从我国现有刑事立法和已有     

陷害教唆理论初探

陷害教唆之原名有二：其一为法语,agentprovo－,其二为德语,lockspizel。日本学界尚未予以学名,大部分学者仍使用法语或德语原名。少数学者附以译名．有的译为“从事教唆的刑事警察”,有的译为“陷害教唆。”我国学者论及甚少,也未予以学名。笔者以为,“陷害教唆”这一称法较为简洁,也能反映行为特征．较能概括问题重点,故亦借用此名称。所谓陷害教唆,顾名思义,即意图陷害他人,以乘他人实行犯罪之时或之后报告警察将其抓获为目的,所作的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陷害教唆的起源可以回溯到17世纪以前,例如在法国路易十四世时代以及…     

陷害教唆理论初探

陷害教唆之原名有二：其一为法语,agentprovoca－teur,其二为德语,lockspizel。日本学界尚未予以学名,大部分学者仍使用法语或德语原名,少数学者附以译名,有的译为“从事教唆的刑事警察”,有的译为“陷害教唆”。我国学者论及甚少,也未以学名。笔者以为,“陷害教唆”这一称法较为简洁,也能反映行为特征,较能概括问题重点,故亦用此名称。所谓陷害教唆,顾名思义,即意图陷害他人,以乘他人实行犯罪之时或之后报告警察将其抓获为目的,所作的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陷害教唆的起源可以回溯到十七世纪以前,例如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以…     

“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解释

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教唆犯从属性说无存在的法律基础，用此说来解释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中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不具有合理性。应当将其解释为被教唆的人没有按教唆犯的意思实施犯罪，具体包括四种情形：(1)教唆犯已实施教唆行为但教唆信息(或内容)还未传达到被教唆的人；(2)被教唆的人拒绝教唆犯的教唆；(3)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但还未为犯罪做准备；(4)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但后来改变犯意或者因误解教唆犯的意思实施了其他犯罪，并且所犯之罪不能包容被教唆的罪。     

皇帝教唆宰相受贿

唐代,竟然有一位皇帝告诉宰相：受点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这位宰相不仅不领情,而且义正词严地给顶头上司讲了一番反腐倡廉的大道理,换言之,给其上了一节廉政教育的课。结果,皇帝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这位皇帝,是唐德宗李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