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问责制功效之影响因素

为使我国政府问责制建构和运行取得良好功效,就须立足我国政府管理、过程,对问责制功效之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这些影响因素大体可归为实体因素和制度因素两类,前者包括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后者包括作为正式约束之问责制度和作为非正式约束之问责文化.     

论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重构的路径

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行政问责制中主客体关系的平衡——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问题,二者关系的平衡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整体运行效果至关重要.对行政问责主客体平衡问题的考察,可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视角展开,行政问责主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是行政问责主客体之间通过以行政责任为具体内容的政治契约或管理契约,在委托一代理式的良性互动中共同保证行政责任有效实现的机制.正是公民-政府、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行政领导-一般公务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失衡导致了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失衡.对此,可从规范问责主体与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出发,通过构建作为委托者的问责主体对于作为代理者的问责客体进行问责的有力依据、有效途径和有利环境,来实现行政问责主客体关系的平衡,进而促进行政问责制臻于完善.     

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范围的厘定

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程序中有启动和实施行政问责的重要功能。行政问责主体即同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为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内的一个元素。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之间的联系,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之间的不同,以及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明晰,都有探讨并界定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厘清同体问责主体及其与异体问责主体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综述

行政问责制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综合各种观点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未来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来寻求解决的方法。     

关于健全我国信访问责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访问责制的影响在不断的增大，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信访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的运行中，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问责文化落后，权责不明，问责主体缺位等。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为完善健全信访问责制，应加强营造和谐“问责文化”，科学界定权力和责任，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工作。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特点、困境和出路

“非典事件”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建立和实施的历程呈现出若干显著特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生态与行政内体制式问责、上级权力式问责、非均衡式问责等造成发展困惑和难题,从狭窄、封闭的行政问责制走向全面、开放、均衡的民主问责制需要合理的解决机制.     

困境与出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启动以来,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仍然存在着严重困境,主要表现在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弹性过大和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其形成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不合理、权力责任不对等和法制建设不配套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现存的问题,走出困境,必须从营造“问责文化”,完善权责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监督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

行政问责制既是一个实体规范,也是一个程序规范。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肃吏治、破除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后非典时期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非典危机中我国政府启动了官员问责制,查处了许多防治非典不得力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问责制的启动成为我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那么非典过后如何让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真正使行政问责制的理念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本文试从我国现行的责任追究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出发,初探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真正实行所必须处理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变革措施来促成行政问责制的建立。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人治化、政治化、运动化的特点仍然显著,在问责依据、对象、程序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却滞后于问责实践的开展。本文将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试探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以及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     

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在完成快速推进后,进入了调整完善阶段。但问责制的理论研究滞后,对问责制的理解陷入误区,主要表现为:把问责制的效应仅仅理解为一种惩戒机制,把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制,把问责制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把问责制仅仅理解为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把问责制看成是对具体过失的惩罚。深化对问责制本质内涵的解读,破解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困境就在于:突破"官本位"文化的桎梏,理顺党政关系,超越体制的困境,跟进立法、制度和机制建设,强化异体问责功能。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行政问责制的理念再造

行政问责制作为制度创新在我国诞生,自身缺乏整体系统的先进理念支撑,最终走向何方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从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行政的角度审视,急需对行政问责任制内在理念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一、依法行政到依法行政和法治行政理念相互渗透的再造;二、法律内在价值到法律内在价值和法律形式价值彼此关照的再造;三、权力制约到权力制约、权利制约和责任制约三者互动的再造.     

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制化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我国行政问责制在运行过程中并不完善,在行政问责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法制化建设势在妊行,使之切实做到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