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对抗之间来回波动。那么中美关系起伏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两国之间目前的战略竞争到底是长久之势,还是仅是特朗普政府推动下的短期现象?本文以战略互动和利益平衡为分析视角,认为40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可以划分为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方和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起伏波动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始终并存着一对"互斥"的利益集群,中美关系正是以战略安全为主的消极利益集群和以经贸依赖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相互平衡的结果。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由于战略安全的消极利益属性日趋明显,中美战略竞争将趋向常态化,竞争的广度和重点领域的深度都有可能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经贸依赖、反恐、防扩散和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利益的积极属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对中美关系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很难在短期内滑向全面战略对抗甚或战略冲突的境地之中。     

朝鲜核问题与中美利益博弈

朝鲜核危机爆发后,中美关系有了进一步加强,表明在某些地区安全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本文通过对中美在朝鲜半岛复杂多元的利益进行比较分析,划分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异同及其等级差异,在理论上建立两国利益级差参考系数,考察中美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与合作范式;在实践上寻找避免矛盾升级的途径,加强双方共同利益,维护国家在半岛的战略影响,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过去、现在与未来

以共同威胁或以共同利益为战略基础是发展中美关系的两条主要道路.冷战期间,以反对苏联威胁为主的中美关系战略基础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反恐期间,以对付恐怖主义为主的中美关系战略基础具有相对的短暂性和脆弱性.美国反恐战争结束后,中美两国应考虑从共同利益中确定发展未来中美关系的建设性战略基础.经济互赖当是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基础的首选.     

中外学者论中美互动与亚太新格局

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对亚太地区新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一些中外学者认为,受中美互动影响,未来亚太新格局有可能呈现新冷战格局、二元格局、陆海分治、共同领导、协调合作、中美共治六大趋势。由于中美在亚太经济、安全等领域各具优势且两国利益相互交织,中美协调合作将最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新格局的未来趋向。中美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形成何种亚太新格局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在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彼此的利益,适当采用议题联系战略,对于中美关系平衡十分关键,中美协调合作的亚太新格局将在中美理性互动中逐渐形成。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分析

2010年5月,中美两国在第二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开启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该机制的开启,表明人文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彰显中美两国政府均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也彰显了中美两国均以双方人文交流为推进两国关系的新增长点.可以预见,中美将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和目标国,中美教育交流有望加速朝对等、双向和互惠的方向发展,"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将增加新的动力.为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因势利导,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健康快速发展.     

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舆论态势与认知空间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在以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方兴未艾,中国将迎着"反全球化"浪潮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当前,中美关系的整体态势和舆论走向非常复杂,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中美两国精英界和普通公众舆论对彼此的判断和认知还存在很大转换与提升的空间。随着中美硬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两国间战略竞争和战略猜疑的加剧。但是,中美合作大于分歧和竞争。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对于中美之间加强理解、提升战略互信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两国对双方关系的主张严重错位,中美关系在经贸、政治和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定调整,但仍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同时更具针对性和平衡性。本文将综合广度和烈度来归纳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态势的重大转变,并结合拜登及其政府主要人员的对华认知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做出分析和判断;认为在今后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维持战略理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认清现实,理清思路,积极发挥在中美关系上的影响力和塑造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

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带来的新挑战。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内涵和实质却正出现重大变化,包括中美关系的背景和主题发生变化、战略重要性上升、深度和广度同步增强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形成新的框架等。导致这些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中美两国战略观的转变及国际大背景的变化。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今后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将面临如何适应美国对华战略的新变化、如何面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如何把握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新变化等三重挑战。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基本经验

本文从构成中美两国关系的要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人文交流、地区问题、全球治理,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总结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经验。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

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楚树龙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作为两个大国，要确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必须而且只能将这种关系建立在较为牢固的战略基础上，并使之具有某种战略框架，以从根本上对这种关系加以指导和规范。当前正是中美两国面临世纪之交、考虑和...     

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如何认识当前与今后的中美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着三大挑战,即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乏,双方互动多限于功能性层面;美国霸权心态犹存,两国国际战略存在矛盾与冲突;美国冷战思维根深蒂固,"改造"中国的冲动难以消解。这三大挑战将会给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结构性障碍,但在战略意愿、沟通机制以及外部条件等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提供了基础。鉴于奥巴马政府的政治特点以及中美两国政策重心内转,2016年的中美关系将基本保持现状。     

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解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当前,中国崛起态势"如火如荼",美国首强地位"自恐不保",中美关系逼近"振荡期",业已存在的现实摩擦与可能爆发的矛盾冲突亟待有效的手段予以管控,相互疑虑日益增长的趋势亟需特别的渠道予以扭转,实现这些目标刻不容缓。正如1972年历史性开启中美关系的对话那样,中美急需切实管用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经常性、机制性的接触,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有助于保持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关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扩大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运而生,因之而兴,为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对话机制也有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由此,如何深化中美对话机制、为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好的氛围,值得我们思考并为此提出见解、建议。     

东北亚安全形势与中美战略关系评析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东北亚地区安全呈现紧张态势:一方面,朝鲜先后于2012年底和2013年初进行了卫星发射与核试验,半岛局势严峻；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升温.在这两个事态当中,中美两国有着相对复杂的利害关系.中美关系并不是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决定性因素,地区形势的发展则对中美关系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对中美建设新的战略关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美两国应避免使双方矛盾上升为地区安全中的主要矛盾,同时努力解决战略互疑问题.     

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蕴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一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G20与C2：博弈论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关系构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如何看待和解读当前的中美关系,如何构建未来的中美战略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到国际体系的稳定。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视角外,笔者认为,制度合作博弈理论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以此理论为指导,中美两国可在G20制度框架内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C2,从而有利于中美两国长远的战略利益。     

中美两国可以避免战略摊牌

中美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建交初期无法想象的发展，中美间的根本性分歧开始明朗化，出现了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但国际体系的现状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中美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和基本对外政策决定了中美关系保持长期稳定是有可能的，两国可以避免战略摊牌。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耗损及其霸权焦虑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的国家行为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逢其时。但同时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与议题分歧,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挑战。为此,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调适各自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在具体合作事项上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建立。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战的走势与对策

特朗普执政后,对美国外贸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2018年以来,随着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两国贸易摩擦有演变成贸易战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经济战,既有中美两国经济长期失衡需要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经济逻辑,更有中国迅速崛起致使中美实力对比失衡引起美国朝野恐慌的非经济逻辑。针对美国发起的单边行动,中国应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争取协商解决两国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针对美国发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稳住阵脚,深化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加强相互沟通,减少战略误判,维持中美竞争与合作的格局,避免滑向全面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