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民革前辈肖连仲

2010年1月10日是哈尔滨市民革党员、黄埔同学会会员肖连仲同志诞辰99周年纪念日。肖老去世那年是2003年的10月，享年92岁。 斗转星移，回想与肖老相处的日子，至今令人难忘。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个月都要与肖老见上一面。每每相见，肖老总要试试我的手劲，叮嘱一句：“小刘，还得加强锻炼啊，这手劲还赶不上我90岁的人哩。”     

为了一个水手的生命

一九九○年九月五日。大连远洋运输公司的‘镜泊湖’轮正破浪向前,向新加坡驶去。傍晚,政委魏仁祥在后甲板和船员聊天。水手长跑来告诉他,水手小刘病了!魏政委一溜儿小跑进了医务室,见小刘正捂着肚子躺在病床上。船医告诉他,小刘得了急性阑尾炎,估计已经化脓了,最多能支撑两天。船医说,由于船上的设备简陋,得请医院的专家诊断,及早采取措施。魏政委望着窗外滔滔南海,心想,医院,医院在哪里啊!     

小红和她的梦

《红楼梦》一书写了30多个梦。众多梦境中,怡红院丫环小红的一场梦,曲曲地刻画了她对贾芸的情思,著者仅以寥寥几笔就把它勾勒出来了。小红的梦,确切地反映了这个虽也伶牙利齿,却在宝玉面前难以“现弄现弄”,不得不另觅蹊径的少女的内心世界。 小红是怎样一个人呢? 要说清楚小红的身世,先得说一说她的父亲林之孝。此人是荣府管家之一,收管各处田庄,负责账房事务。第61回写大观园内掀起一场     

解开农民工养老僵局

农民工养老进退失据,不从现住开始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将成为未来财政不能承受之重,也会给社会发展留下隐忧23岁的小刘是来自三峡库区奉节县的农民工,在重庆当“棒棒”(挑夫)已经3年多了。虽然每月收入仅700多元,但他还是觉得城市比农村好,在农村也许一辈子就面朝黄土背朝天。靠身体吃饭的小刘惟一的担心就是:现在年轻还有力气,     

让人们变得更加健美

我的名字叫邝美莉,和香港耶个红歌星邝美云一字之差,而且由于我做美容这一行,家里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在香港,好多人以为我和她有什么关系,也许我们两百年前是一家吧。 我原来是广州红十字会医院的内科医生,走上保健美容这一行,实在是很偶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意外的。1982年,我不幸遇上车祸,摔伤了脊椎骨,压迫了一边的神经,腿变得一粗一细的。医生还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连提桶水都不行。你说那我不是成了个废人吗?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被判了“死刑”。心情沮丧到了     

人生不能只为钱

我这个人当医生,纯属偶然。8岁那年,我和几个小伙伴提着竹篮到麦田里拣麦穗,发现地里有个晶晶亮的小铁管,就好奇地拣了起来,在篮子上使劲敲了敲。这一敲,糟透了。“轰”的一声,一道火光闪过,我的左手当即被炸得血肉模糊。那炸响了的玩意,原来是美国制造的引爆雷管,是国民党部队逃跑时丢在麦子地里的。     

弦外之音曲悠扬——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凌源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刘景春自述

<正>我12岁时候,家里有个小二胡在墙上挂着。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在业余剧团拉弦的,他们是业余剧团的骨干。在业余剧团,他们一唱戏,我就在边上站着看,一场不落。后来我跟我哥说:"你们都会拉了,我也学学这个弦。"我就把小二胡拿下来了,里外弦一逛,手指头一按,就能按出点来了。打那以后,哥哥告诉我几个点,我就按路子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我很快就会拉了,打那以后我就拉二胡了。     

告慰我童年时代的老师

翻开中华史册，有一个年份它勾起我童年的回忆，那是1948年。那年我刚满8岁．随母亲带着弟妹一起赴港．探望在香港协华洋行就职的父亲。爸爸把我和妹妹安排在离家不远的上光小学就读三年级．也不知什么原因，班上的同学和老师推举我这个还不大会用粤语讲话的上海学生当了这个班上的小班长。朦胧中我记得，从当班长那天起．     

遏制艾滋:苗乡儿童的参与

“我想象不出,是性更危险,还是无知或者回避这个问题更危险。”他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她胸有成竹,立即给出了答案。“艾滋病有三个传播途径,”孙媛媛说。“母婴传播,血液传播,还有,”媛媛犹豫了片刻。“还有,性。”说完,这位12岁的苗族小姑娘脸一下就红了。媛媛在向同窗何振雄学习有关“艾滋病”预防的知识。这是正在中国西南地区     

五味杂陈忆“串连”

那一年,我还不到14岁,却站在了天安门前。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狂热浪潮把我推到北京的。1966年,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已停课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我父亲解放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份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所以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使我稍感欣慰的是"独劳"这个成份后来归于"红九     

我在印第安朋友家做客

<正>去年暑假,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医学中心举办印第安医院管理人员培训班,来自各地的100多名学员参加了培训。他们都是当地印第安医院的管理人员,年龄在三四十岁到五六十岁之间。我当时在当地访问,听到这个消息就去旁听了。在20多天与学员相处过程中,我与他们很快熟识起来。期间,我专门询问了印第安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和卫生条件。他们中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学员,她的     

妄为

遵守政府防控疫情的相关规定,自觉隔离,是公民的义务。企业开除尽此种义务员工,实属妄为。报载,近日,辽宁沈阳的小刘被公司派到外省出差,回来后,社区告知需隔离14天,于是他向公司报告,但第二天公司便要求小刘3天内到岗。因需要隔离,小刘没能如期到岗,随后公司通知其已被开除,理由是旷工3日。     

富农家的苦孩子

我家是富农。据我奶奶说,富农爷爷曾“在党”,“四清”时被清掉了。 我哥(我的堂兄)初中毕业升高时,考上了却没能上,名额被生产队队长的儿子“顶”了。 我比我哥小几岁,赶上了拨乱反正。我比他幸运得多。小学五年级,“四人帮”被粉碎。我这个富农的孙子,跟贫下中农的孩子一样,戴上了红领巾。不过,买红领巾的钱,是妈给了两个鸡蛋换的。 1979年,我考取了离家七、八里远的步凤     

"副"的礼赞

我不是书法家,也没有写字经验,之所以会在这个标题之下写篇小文,是由于一位当了十二年副局长的同志,用他自己的行动,写出了一个熠熠生辉的"副"字,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使我感慨良多,有感而赞.     

维也纳的“报童”

也许是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吧?当我两年前来到世界音乐之维也纳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这个音乐名城辉煌的大歌剧院,也不是那雄伟壮丽的皇宫,更不是那鳞次栉比的“哥特”和“巴罗克”式教堂以及那斐声世界的蓝色多瑙河。 我的“新大陆”是那些在十字路口,车站以及闹市区兜售报纸的成人“报童“。他们身着红、黄相间的报服,胸前挂着报袋,年龄二十——四十岁不等。举目望去,近则十米,远则百米,红黄相间的彩服遍及大街小巷,同维也纳的绿树灰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很     

痕迹

正薄暮时分,道旁的梧桐林里有时会传来几声单薄的蝉鸣,我与他并肩走在小径上,日影在斜前方缓缓下坠,冗长的夏天在一群飞鸟划过天空时就过去了。那是这个夏天的最后一群飞鸟。谁都没有看见它们消失的最后那个时刻,云朵烧红了一整片天空,黑夜迟迟没有降临,月亮挂在蓝色的天空上,世界像是一个幻觉。我忽然那么强烈地想要抓紧他的手,想和他同城市里最后的高温蒸发掉,彻底地蒸发掉就好了,变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再也不用恢复,再也不用区分哪一部分是他,哪一部分是我。心悸过后,潮热退去,从梦境一样的状态跌落时,他在前方呼唤我,我摇了摇头,向着光的方向跑去。     

一封写于2070年的信

现在是2070年，我刚满50岁，但看上去就像85岁。 我患有很严重的肾病，因为我很少喝水。我知道我已经来日无多。现在我属于这个社会中最老的人群。     

母亲的乳殇

正二十一家里那间大房给我结婚用了,父亲和小毛借住在其他地方,三毛住哪里呢?我这个弟弟小我8岁,从未与母亲分开生活过,母亲也离不开他。母亲安排他与自己住小房间,打地铺。在母亲床边地板上,展开席子,铺好棉垫,放上被褥,晚间伸开,白天卷起。我们不忍心,怕他睡不习惯。母亲替他说,没事。三毛已经憨憨入睡,在母亲床边,犹如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屏息静听熟悉的心跳,和着窗外碎碎的树叶声,啾啾的鸟鸣……这一切多么亲近。二十二     

送煤工的酸甜苦辣

送煤工小刘,河北丰宁山区农民。小伙子头一遭上北京干活。一为挣点钱,二为开开眼界。五个月的时间,小刘蹬三轮挣到了一笔钱,也尝到了北京人对送煤工的冷热眼……     

“自来红”的往事

<正>在菜市场上,常看到鲜红的西红柿堆里插着一个标牌:自然红。看到这个标牌我就想笑,因为这使我联想到另一个词"自来红"。在上世纪70年代,我的身上就曾标有"自来红"的标签。那是1971年,我作为知青从农村招工到一家三线工厂,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了电焊工。我渴望有个师傅能带着我,因为我从电影书报上看到,师傅对于徒弟太重要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师徒关系亲密的重要。我渴望有一个好师傅,能待我像父亲一样。因为那时我才17岁,又身在异乡,远离父母,渴望能得到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