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所得投资收益”追缴的影响因素与判断规则

"犯罪所得投资收益"是行为人将经由犯罪取得的赃款赃物通过置业、理财或者创业等投资手段获取的经济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增值。理论上,"犯罪所得投资收益"是否属于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的"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存在"违法所得说"与"合法财产说"的学说争议,二者虽各有道理,但却均属"片面的深刻"。事实上,"犯罪所得投资收益"是"非法与合法"耦合的结果,对其法律评价存在复杂的影响因素,需要全面分析并综合把控。司法机关在"犯罪所得投资收益"追缴的问题上,应综合考量以下三个因素:其一,"投资收益"的获取途径,对于纯粹资本主导的"资本投机"收益与"资本+生产要素"共同主导的"组合投资"收益应予以实质区分;其二,行为人先前获利的犯罪行为是否可以评价为"法益可恢复性犯罪",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及其属性的判断以及行为方式是否违背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伦理禁忌;其三,坚持利益衡量原则,综合考量"犯罪所得投资收益"追缴与民营企业稳定发展的关系,坚持惩罚犯罪与人权(产权)保障以及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有机平衡。     

浅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几个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新修改的罪名,加强对这个新罪名的研究,将会对今后的办案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违法所得”的确认

＂违法所得＂是知识产权刑法及司法解释中的常见词语,但理论、实践界对＂违法所得＂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将其与＂销售金额＂联系起来,有的认为是扣除一定成本的利润;就是利润本身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如销售利润、净利润等。法律上的不确定给侦查办案增添了难度,因此,在法律层面必须明确＂违法所得＂的真正内涵,在不同案件中的具体核算方法。公安机关办理相关案件,取得＂违法所得＂证据的过程中,要重点注意现场处置;有价值会计资料信息提取;针对性的讯问及从交易双方获取＂违法所得＂记录等等。     

个税岂能沦为“工薪税”

近日,财政部公布前三季度税收收入情况分析。其中,个人所得税前三季度实现5697亿元,占全部税收比重为6.3%,同比增长12.4%,相较全部税收7.4%的速度要高。目前,我国个税采用分类征收办法,包括工薪所得、稿酬所得、劳务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种类。     

论“违法所得”在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中的适用

著作权法实施二十多年以来,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但实践中出现了过多适用法定赔偿、赔偿数额较低等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损害赔偿过低成为权利人心中的隐痛,如何合理地计算赔偿额也是萦绕于法官心头的难题,更是一个值得关注与讨论的问题。目前讨论大多集中于如何合理适用法定赔偿、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等方面,而较少关注"违法所得"这一基本方法的适用。"违法所得"的适用及其与"实际损失"的协调是解决赔偿额过低的重要方式,更是坚持全面赔偿原则的基本要求。赋予当事人选择适用赔偿计算方式的权利,能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目前的法律中已有遏制侵权行为的制度设计,应严格限制惩罚性赔偿机制的适用,以维护公平合理的法律价值目标。     

公平正义是“心穷”的最好疗伤药

中国社科院刚刚发布了“社会蓝皮书”——《2010年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公布了最新完成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     

试论“没收违法所得”不应当列为行政处罚种类的理由及处理方式

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之一,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从法律特种分析,没收违法所得的根本属性是纠正违法行为,不具备行政处罚的属性,而且没收违法所得可能侵害其他合法权利人利益。《刑法》在处理非法财产时,将没收财产、追缴或者退赔违法所得以及没收违禁品、没收犯罪分子所用财物等严格区别适用,非常值得《行政处罚法》借鉴。建议修订《行政处罚法》时,将没收违法所得从行政处罚种类中删除,将其作为纠正违法行为的方式加以规范,并明确行政机关的监督执行职责。由于违法所得涉及行政法、刑法、民法领域,国家应专门立法,对违法所得的认定、计算方式、税费征缴以及没收、追缴、退赔等处理方式予以规范和统一,在此基础上清理各部门法律、法规中涉及没收违法所得的条款。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

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司法机关往往采用其他定罪量刑标准认定犯罪。本文旨在论证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深入分析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一、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一)有利于准确打击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侵权产品数量等均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其中任何一个标准均不能完全涵盖行为人的犯罪特征或评判行为人的主观恶意。~①如在制售假酒案件中,有的犯     

试论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违法所得”的量化——从一个违法销售医疗器械案中说起

＂没收违法所得＂是《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行政处罚的主要罚种,但是对于违法所得如何量化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均存在争议。因此,文章从一个违法销售医疗器械案出发,通过对现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违法所得量化存在的不足进行剖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从而为正确地适用违法所得,有效打击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的违法行为提供理论的借鉴。     

由“洗脚盆”说资本的疯狂

史称“金陵四十八景之首”的莫愁湖，被周围开发的“湖景房”围得水泄不通，不断“减肥瘦身”，沦为了“城市洗澡盆”。过去的那种“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的撩人情致，无可奈何地消失了。这一消息传开后，人们莫不痛心惋惜，希望能迅速扭转这种破坏自然人文遗产的掠夺式开发。     

可否向“陈发树们”征资本利得税

随着控股大股东持有股份(大小非)陆续解禁,一些自然人大股东在抛售所持股份后实现了一夜暴富,其身家动辄暴增几十亿元,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紫金矿业大股东陈发树从4月27日到7月1日抛售持股,套现高达27亿元。     

王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健是要正确区分“违法所得”与“非法求利”

一、案情简介 2007年9月至2008年2月期间，王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未向集体提出申请土地转让的情况下），非法将自己承包经营的某农村的集体土地（已被修建高速路毁损）非法转让给他人，用于建房和建修理厂，共计非法转让土地4．466亩，违法所得523880元。     

试比较两岸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制度——以“资本三原则”为线索

公司资本制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它为现代公司独立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资本信用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因此在公司法理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海峡两岸，一衣带水，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因此比较两岸公司法，尤其是公司资本制度，是两岸经贸交流的必要准备，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学术研究看，通过两岸法律比较，检讨各自缺陷，吸收彼此优点，对于大陆当前公司法制理论及立法的完善是相当有助益的。     

论反腐败国际追赃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完善——以《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和“海外追赃第一案”为契机

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1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2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合作制保障与效率提升:我国合作社“资本控制”法律规制研究

“资本控制”已成为我国合作社治理中的普遍现象。基于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合作社不得被“资本控制”,法律须排除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包括限制追加资本社员的附加表决权、限制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中的追加资本社员比例、排除资本对合作社“隐性的事实控制”。但与此同时,为替代“资本控制”对合作社的效率提升功能,立法须回应追加资本社员的资本报酬获取诉求,主要包括保障追加资本的安全、明确资本报酬事项、保障追加资本社员涉自身利益决议参与权,以及明确追加资本股可以退股、转让,等。     

“职工工资倍增计划”当然值得期待

增加工资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成功治理腐败是跨越“陷阱”必经之路

2004年和2010年,中国先后跨入＂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组行列。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目标。国际经验显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但许多资料显示,腐败形态和成因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能否成功治理腐败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路。     

刑事司法如何面对国企转制中的资本“原罪”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不少原国企厂长、经理成了改制后企业的大股东,然而他们购买股权的"第一桶金"的来源并不合法。一些原国企厂长、经理一边因腐败而坐牢,一边却享受着用腐败款投资入股所带来的巨额分红。这样的结果令公众愤愤不平。面对国企转制过程中的这种资本"原罪",国家政策、司法者的价值立场应如何确立?用违法、犯罪所得购买的股权是否有效芽其股权收益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应否予以追缴?本期疑案精解由本刊和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共同组织,邀请专家学者,对刑事司法如何面对国企转制中的资本"原罪"问题进行了探讨。     

刍议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以“认缴制”的定性为起点

我国公司登记的“认缴制”改革在资本形成制度上并没有改变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性质.当前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形成模式都呈现出不断放松管制并加强自治的趋同化发展潮流.“认缴制”与授权资本制的法律效果不同、自治效果也有差距,无法替代授权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公司的便捷化设立和资本的高效率筹集,更深远的价值还在于其对私法自治的实质性落实,以及对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有效平衡,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发展需求.我国资本形成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立足于授权资本的分次发行,以及多元化资本概念的构建,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