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劳工权益保护考察报告

加拿大为保护劳工权益而不断完善就业标准等法律，改善劳动条件，注重劳动纠纷的预防和协调．设立劳工权益检查员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实行积极灵活的就业政策，这些做法对中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缺失及其权益保护

李敏在《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签订劳动合同比例较低，导致其相关权益得不到保障。基于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必须从政府和劳动者两方面出发，构建强有力的牵制机制来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建立起完善的农民工权益保护体系。     

中国劳动关系的十字路口——管制与自治:富士康、本田案件提出的法治命题

《劳动法》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的"三层次模式"。《劳动合同法》旨在强化以国家管制为特点的调整模式。理论界出现了两种解读视角:一种观点强调"强资本、弱劳工",强化国家干预,意图建立起一种高度管制的用工体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不仅要关注"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更要关注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努力实现以自治为主的劳动关系调整。富士康、本田事件意味着我国出现了自治的现实压力,中国劳动关系的发展重新走到了十字路口。我国应当注重平衡劳动关系三个层次的关系,使国家管制与当事人自治作为劳动关系的两种调节手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农民工权益诉求的回溯与政府治理的纠错困境

依据个体劳动能力周期可以将农民工群体区分为成长型农民工、稳定型农民工和退出型农民工。退出型农民工由于个体的劳动能力周期与宏观的线性进化逻辑不同步,出现了社会理性向生存理性的回归,基于当前规范化、高标准的劳动政策要求企业资方对过往的"权益受损"或"权益忽视"进行历史回溯和价格补偿,在此过程中,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卷入,从而引发治理过程中的"纠错困境"。因此,要化解因权益回溯导致的政府"纠错困境",需要推动绩效型国家主义向法制型国家主义的转型、实现集体赋权向全员股权制度的转变和积极发展社会经济,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国家公民身份、市场劳动身份和社区成员身份的契合。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劳工权益保障分级模型构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是劳工权益保障的实体,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是缓和劳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劳动关系的必然要求。SA8000标准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工作生活质量侧重于劳动者全面的、高层次的需要,体面劳动从政府、企业、个体层面共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三者之间一脉相承,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WTO劳工权益保护刍议

贸易与劳工关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曾引发1952年GATT“劳工标准”问题讨论和1996年WTO“社会条款”之争,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质的差异。鉴于WTO对保护劳工权益要求的态度以及贸易的需要,从WTO现有协议中衍生出了“劳动力倾销”,但与保护劳工权益有关的贸易争端的解决又成了新的难题。     

我国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综述

社会学者以其自身学科视角,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保护个人基本人权两个层次对农民工权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从农民工权益保护、权益受损、社会保障权益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四个方面对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和评价现有研究的基本状况,指出研究中出现的不足和缺失,使有关认识和阐述得以持续深入。     

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

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权益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政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价值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政府目标的关键。现实中,农民发展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严重。这不仅是二元体制的制约、法律制度阙失的结果,更是政府对农民责任意识淡薄、监督机制缺乏维权组织缺位的结果。增强农民发展权保护的政府责任,不仅要消除二元体制,完善法律制度;更要以公平为核心理念,打造责任政府。同是,应加大农村投入,增强政府培力;确立互动机制,强化监督政府。     

我国劳工赴新加坡就业的劳动权益保护研究

将劳工与特定雇主捆绑的工作准证制度使劳工对特定雇主存在高度依赖性,这提供了一种易于剥削的环境。境内外中介利用这种依赖性,以各种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侵害劳工的权益,而我国劳工低迷的维权积极性又滋生了剥削的不良习气。因此,应当从源头上改变这种易于剥削的高度依赖性,加强中新双方政府的磋商与谈判,加强双边劳务合作;改变对境内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措施,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措施,降低中介侵权的可能性;有效利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新加坡本地公益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力量,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劳工的劳动权益。     

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土地政策的博弈分析

在现行土地政策博弈中,由于地方政府处于信息优势和操作优势地位,使得中央的土地政策往往难以发挥保护耕地和农民利益的功能,形成一种管制和征地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着力提供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性政策,包括建立让地权所有者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激励、修改土地相关法律等。     

规范土地征用完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基于政府管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但是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仍存在着抢占耕地等严重问题,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地区土地的保护。新时期在政府管理中要逐步改变现阶段公共利益界定不清、主体缺位、土地性质模糊等问题,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平与效率,这不仅关乎农民的土地权益,更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维护制度亟待创新

计划经济时代沿用至今的模糊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使得土地一级市场征地与二级市场供地之间形成巨大利差，诱导地方政府乐此不彼地过度行使征地权。在国家作为土地权形式上的管理者缺位，农民又无权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制度安排下，造成了耕地资源流失的难以遏制。对此，及时进行土地产权制度创新，让农民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成为从源头上保护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的最佳路径选择。     

广东劳工就业权益现状、问题和对策探究

广东经济快速发展不仅为广东本省与外省人口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东面临就业岗位存在很大缺口、就业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部分企业存在违反劳动就业法规、就业服务体系有待完善等影响劳工权益的困难和问题，今后应实行积极灵活的扩大就业政策．调整和优化就业结构，加强劳动执法力度和加大就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从而保护劳工权益．推动企业和社会和谐发展。     

大学生合法权益保障探析

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依法治校的不断推进,大学生起诉高校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大学生权益保护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大学生权益受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立健全大学生权益保护机制要提高高校办学实力和水平,增强高校师生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构建大学生权益保障的救济体系。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

由于劳动法律制度存在适用范围偏窄、劳动权益保护之规定过于简单、用人单位法律责任不明确等缺陷,致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为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就必须扩大劳动法主体,将事实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纳入劳动法调整范畴;明确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各项规定;明确用人主体法律责任,特别加大劳动权益的刑法保护力度;简化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建立专业化劳动仲裁机构.     

海外劳工权益保障困境及对策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在迎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涉外劳务人员与涉外劳务派遣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模糊、相关机构设置不够科学、有关法规亟待完善、海外劳工工伤保险制度缺位等。应扩大劳动法的适用对象及适用效力,完善相关机构设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以及海外劳工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有效保护海外劳工权益,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浅析逆向劳务派遣劳动者权益保护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国内一些企业将工作多年的老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而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派遣合同,然后派回原企业上班,这些企业的“逆向派遣“做法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文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劳动派遣方面的一些经验,提出解决我国在劳动用工领域出现的逆向劳动派遣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     

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湖北外卖骑手的调查

随着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业态的不断发展,网约工队伍不断扩大,用工关系更趋灵活,使网约工在权益保障方面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给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带来了挑战。通过对网约工就业现状的调查,在分析网约工权益保障缺失原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创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政府监管服务力度,提升网约工的维权意识等等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存在农村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征地补偿资金分配和管理混乱、就业安置弱化、社会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土地产权的法律界定不清是根本原因,现行征地制度不完善是直接原因,政府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代理人角色错位是深层次原因,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排斥是关键因素,农民观念陈旧、劳动技能和素质较低也是重要根源。因此,应从征地制度、安置方式、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服务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和创新,强化对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     

经济法与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护

农民权益保护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经济法视角下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权益保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土地归属,规划土地市场,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明确经济补偿依据,提高经济补偿标准;以"市场均衡"为目的,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经济干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开通利益表达维护渠道,构建司法救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