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理性分析——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律与宗教》中译本的发行,"法律信仰"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伯尔曼式的法律与宗教入手,分析法律信仰的内涵,结合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三个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立法的本土化;树立法律权威,增强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培育法律信仰根植的土壤。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     

法治进程中的法律信仰及其建构

法律信仰是法治进程中的精神支柱。没有法律信仰,法治的实现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法律信仰的建构是复杂的,主要包括制度基础、实践基础、信念基础和职业基础四个方面,法律信仰普遍确立的过程由于其复杂性,必然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之辨

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关系极为密切,前者决定与影响着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家长制宗法社会体系、君主专制的政治特征以及根深蒂固的＂无讼＂法律价值观均不同程度拘囿了法律信仰的萌芽与发展空间,造成了法律信仰的整体确实。即便如此,只要我们极力追求良法之治,凸显法律的公心与良善,为法律之健康运作创造司法独立与自由、平等成为惯性的社会秩序,加大法律知识普及力度,提升公民运用法律解决争端的能力等,公民法律信仰之整体提升还是可期的。     

论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建构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前提,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则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当下有限的法律认知、传统因素的阻却及法律运行的缺陷是法律信仰在乡土社会中缺失的原因。建构乡土社会法律信仰有三条路径:加强乡村普法教育,提高乡民用法律维权的意识;重视习惯规范,完善乡土社会立法体系;增强服务意识,健全乡村法律运行机制。而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乡土社会民众的法律信仰,进一步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西方法律信仰形成的两大要素及其启示

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宗教信仰所造就的心理文化基础紧密相关。宗教之所以被信仰,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它满足了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的精神需求。法律信仰也是人们对社会秩序追求的精神理念。西方社会有今天的法治,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和宗教信仰所造就的心理文化是分不开的。     

论西方法律信仰的主体生成

西方社会法律信仰主体的生成,离不开宗教意识的有力摧发,更离不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精神洗礼。本文通过对西方独立法律信仰的形成的探讨,获得建立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有益启示,以利于我们的法治建设。     

社神信仰与乡村秩序——以广西博白坡头客家为例

社神信仰是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遭到西方宗教强势侵袭时,广西博白客家坡头村民为继承传统文化,将"田头社王"改称"福德正神",由"农业神"变身"全能神",与上帝神分庭抗礼。通过不断调适和创新,坡头村社祭习俗在传承民族文化、提升乡民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培育乡民地域认同和互助互惠等方面均有积极贡献。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国刑法主观主义的生成

我国当前的理论和实务中,存在难以去除的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即将犯罪的本质定位为行为人的主观犯罪意图,因而即便行为永远不可能产生危害后果,也必须定罪处罚,结果因素无关紧要。这种主观归罪的逻辑生成于中国儒家法律传统之中,因而根深蒂固:"以礼入刑"导致刑法适用的伦理化倾向,与主观主义息息相通;"明刑弼教"使得刑罚成为人性教化的重要手段,刑法更加关注主观方面的改造。因此,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去主观主义"应当强化人权保障,改造刑法主观主义背后的社会统治思想,促进中国刑法的去伦理化。     

法律信仰与法治建设

何平在《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法律信仰和法律制度是形成法治社会的两大支柱，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建成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信仰，应当包括法律信服心理和法律拜从行为两个方面。     

治理与国际秩序的建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发展,各个国家在享受到它带来的实惠的同时,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冲击。全球化面临着诸如恐怖主义、环境问题、霸权主义等等各种挑战。未来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和一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构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探索出一条适应全球化发展和民族国家有效结合的治理模式。     

信仰的张力

信仰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现象,处理好信仰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信仰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最低层次是拜“物”教,其次是对人的崇拜,再次是宗教信仰,最高层次是共产主义信仰。信仰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解决信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用和平、科学和时间的方法。     

法律信仰的真正含义

法律信仰是一种从认识论意义上而言的、富有批判怀疑精神的信仰;它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是人们对正义、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和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应当蕴含这些基本法律价值的理念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论法律教育改革与法律信仰的培植

法律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法律教育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这种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法律信仰精神.为了发挥法律教育在培养法律信仰中的作用,法律教育改革成为必然:首先,法律教育尤其是普法教育必须把权利教育作为重点,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其次,应该把培养公民的积极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避免法律教育中意识形态漂浮现象.第三,注重法律教育中方法知识的传授,把培养法律思维,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作为培养目标.     

天帝信仰之传播及其正名

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的后期,最初的宗教形式称为自然宗教,如原始拜物教、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随着部落首领的产生乃至阶级社会的出现,人们便产生祸福命运由神操纵的观念和追求＂长生＂＂来世＂的想法。同时也产生了宗教机构、专职宗教吏员或首领、各种教规仪式等。天帝信仰作为一种产生并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宗教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天帝信仰的形成早于道教、儒教,也早于佛教（公元2年或67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末年,首译汉文本佛经行世）。本文在论述天帝信仰漫长而曲折的传播历程时,也为天帝/玉皇信仰正名。     

羌族民间道教信仰浅析

羌族民间宗教与道教的关系源远流长。道教在西蜀的初创和传播,吸收了不少羌族民间宗教的成分。羌族巫师传承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出羌族民间宗教与道教古来关系甚密。道教的多神崇拜,正建立在民间由“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演绎而出的原始多神信仰的基础之上,这自然就与羌族民间多神信仰相融汇或取而代之。而佛、道合一的信仰形式,则表现了羌族民间道教信仰的显著特征。     

论法律信仰论中的悖论

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带有神圣情感的超验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律信仰在中国很难形成;法律信仰论者把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的主体性品质割裂,造成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品质的二元化,把信仰的内容与信仰行为颠倒,用如何信仰代替信仰实质。本文试图分析法律信仰在中国这块土壤不能生根发芽的成因,并认为法律信仰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一个假命题。     

皇权与传统政治秩序的生成

皇权在形成传统政治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仍缺少比较系统的阐述。皇权意味着有皇帝身份的人真正居于象征最高权力的宝座之上,并切实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使这种权力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这样的皇权有利于形成人心思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整肃吏治和保障民生,所以成为传统社会理想的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政治秩序之源。但以皇权为核心组织社会秩序,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     

皇权与传统政治秩序的生成

皇权在形成传统政治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仍缺少比较系统的阐述.皇权意味着有皇帝身份的人真正居于象征最高权力的宝座之上,并切实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使这种权力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这样的皇权有利于形成人心思定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整肃吏治和保障民生,所以成为传统社会理想的尊卑有序、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政治秩序之源.但以皇权为核心组织社会秩序,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端.     

和谐社会中的民间信仰问题研究——兼谈武汉地区民间信仰状况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现象,是相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制度化宗教而言的各种非制度化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是植根于百姓中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的行为体现。本文通过调研,考察了武汉市民间信仰存在的特征,分析了民间信仰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文化功能,并提出了民间信仰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发展路径。